实体器官移植中抗真菌预防策略的全球现状与挑战：一项ESCMID-EFISG/ESGICH多中心研究

针对实体器官移植(SOT)后侵袭性真菌病(IFD)防治缺乏统一指南的现状，欧洲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学会(ESCMID)联合多机构开展全球调查，揭示84%中心采用器官差异化预防策略，肺移植普遍使用吸入性两性霉素B(60.9%)，而肝移植偏好卡泊芬净(41.7%)。该研究为制定基于新型生物标志物和抗真菌药物的精准预防方案奠定基础。

　　

在实体器官移植领域，侵袭性真菌病(IFD)如同潜伏的幽灵，时刻威胁着患者的生存。研究显示，移植后180天内是IFD的高发窗口，其中肺和肠道移植患者风险最高——每10例中就有1-2例可能遭遇侵袭性曲霉或念珠菌感染。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现行欧美指南仍沿用2014-2019年的陈旧证据，面对不断演变的真菌流行病学（如呼吸道病毒感染后IFD激增、耐药菌株涌现）和新型心室辅助装置的应用，这些指南已显力不从心。更棘手的是，传统"一刀切"的预防策略正因罕见毛霉感染、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逐渐被摒弃，而新兴生物标志物和抗真菌药物的临床应用又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

为解决这一临床困境，德国科隆大学医院联合欧洲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病学会(ESCMID)等机构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对全球32国64个移植中心的调查，研究人员首次绘制出抗真菌预防的"世界地图"：肺移植中心100%实施预防（其中56.5%采用普遍预防），而肾脏移植仅34.5%开展预防。令人惊讶的是，各中心选择药物的"口味"大相径庭——西班牙团队偏好脂质体两性霉素B，意大利中心则青睐阿尼芬净，这种差异暴露出临床实践的混乱。该研究最终揭示：在缺乏统一指南的情况下，器官特异性风险认知（如肝移植91.7%因再移植启动预防）和地域经验主导着临床决策，相关成果发表于《Infection》杂志。

研究团队采用三项关键技术：1) 通过ESCMID网络开展跨国电子问卷调查，覆盖6类器官移植数据；2) 对182份应答进行严格质控，最终纳入64个中心10年期的流行病学数据；3) 采用SPSS v27.0分析预防策略与IFD发病率的关联性，重点关注突破性感染(breakthrough IFD)事件。

主要发现

1. 环境控制差异：仅26.1%肺移植单元开展常规空气采样，但60%装配HEPA过滤器，揭示感染防控的"重设备轻监测"现象。
2. 预防启动机制：肝移植主要因移植物衰竭(83.3%)触发预防，而肾移植80%基于念珠菌定植决策，反映器官特异性风险认知。
3. 药物选择图谱：卡泊芬净在肝移植中占主导(41.7%)，而肺移植首选吸入性两性霉素B(60.9%)，显示给药途径的器官适配性。
4. 突破感染数据：肺移植曲霉感染中位数达10例（范围0-60），显著高于心脏移植的4例，印证肺作为靶器官的特殊脆弱性。

这项研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抗真菌预防的碎片化现状。其核心价值在于首次量化了临床实践与理论指南的鸿沟——例如尽管ECMO(体外膜肺氧合)使用增加50%心脏移植中心将其作为预防指征，但相关指南尚未纳入这一风险因素。作者团队强调，随着雷扎芬净(rezafungin)等周效抗真菌药问世，未来需要建立动态指南更新机制，将器官特异性风险、环境监测数据和新型生物标志物(G试验等)整合为精准预防体系。更值得关注的是，71.9%的中心已配备感染专科团队，这为实施标准化防控提供了人力基础。该研究不仅为即将开展的临床试验划定了基线，更警示学界：在真菌流行病学快速变迁的时代，任何静态的指南都可能迅速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