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作为患者安全事件第二受害者主动寻求支持的障碍与促进因素：一项质性研究

这篇研究通过质性访谈揭示了护士作为患者安全事件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寻求支持的多维障碍（如知识盲区、污名感、管理角色冲突）和促进因素（如易获取的同伴支持系统、多元化需求）。研究基于理论域框架（TDF）设计，为医疗机构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如公正文化培育、多学科支持团队建设）提供了循证依据，对改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和患者安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背景
全球范围内，患者安全事件（patient safety incident）导致的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现象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76.88%的中国护士曾经历此类事件，比例高于德国（60%）。第二受害者常出现快速呼吸、失眠、愧疚等综合征，而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医护人员安全与患者安全的关联性。尽管支持项目（如同伴支持、组织支持）能有效缓解痛苦，但37%的美国第二受害者被要求保持沉默，25%的德国受害者未寻求任何支持。中国护士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沉默倾向，这种态度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影响护理质量和机构安全。

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质性方法，基于理论域框架（TDF）开发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山西某三甲医院的15名护士进行面对面访谈。通过最大差异抽样策略确保样本多样性，数据收集持续至理论饱和（连续3次访谈无新编码）。访谈内容采用归纳式内容分析法，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并交叉验证。

关键发现
1. 个人因素的双重束缚

• 知识盲区：多数受访者（如N1）从未听过“第二受害者”概念，部分（如N11）质疑支持效果，认为“自责内化”是唯一解决途径。
• 污名感：护士将寻求支持视为“懦弱”（N3），担心暴露“丑陋伤疤”（N10），这与新加坡研究中10%的休假率形成对比。
• 个体特质差异：内向者（N2）选择自我封闭，而外向者（N8）倾向积极应对。

2. 管理角色冲突的三重困境

• 归因偏差：护士长常将事件归咎于个人失误（N5），年轻护士（N4）认为管理者缺乏共情。
• 不当处理：隐性惩罚（如绩效扣减，N8）加剧心理负担，与非惩罚制度初衷背道而驰。
• 支持缺位：护士长更关注事件上报流程（N5），而非情绪支持，甚至冷漠回应（N15）。

3. 组织支持的系统性缺失

• 基础支持不足：缺乏心理诊所（N3），护士被迫带压工作（N9）。
• 沟通环境恶劣：非正式抱怨易被传播（N4），隐私泄露导致二次伤害（N10）。

创新性解决方案
1. 在线社交支持的崛起
护士通过抖音匿名分享经历（N12），弥补现实支持的不足。但需警惕算法导致的负面信息偏好（如优先选择消极内容）和社交替代效应（减少现实互动）。

2. 多学科支持团队构建
研究揭示护士需求具有多维性：

• 情感支持：渴望被理解而非评判（N7）。
• 专业干预：需创伤后减压（N2）和情景模拟训练（N6）。
• 法律与职业发展：韩国研究强调法律支持需求，而比利时则突出事件管理培训的重要性。

实践启示

1. 教育干预：将第二受害者知识纳入护理课程，提升认知（如采用公正文化减少污名）。
2. 领导力优化：护士长需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型领导者，提供环境、陪伴、信息等全维度支持。
3. 组织改革：建立“应急替补护士”机制，开发本土化支持计划（如改良“For YOU”模型）。

局限性
单中心研究可能限制结论外推性，未来需纳入基层医院数据。

（注：全文严格基于原文数据，如N1-N15的访谈引述、各国研究对比数据及TDF框架的应用，未添加非原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