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生物样本库中个体遗传结果返还策略的混合方法研究：公众与专家观点分析

本研究针对生物样本库研究中个体遗传结果(IGF)返还这一全球性伦理争议，通过混合方法(专家访谈+700人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立陶宛公众与专家对四种典型遗传发现(Lynch综合征、亨廷顿病致病变异、囊性纤维化致病变异及2型糖尿病遗传风险)的返还态度。研究发现81-92%公众希望获知所有类型IGF，而专家仅对可治疗单基因疾病(Lynch综合征)达成返还共识，为立陶宛生物样本库制定差异化IGF返还策略(基因疾病列表法或临床意义评估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基因组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生物样本库已成为医学研究的战略资源，但一个棘手的伦理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研究者是否应该将意外发现的个体遗传结果(IGF)返还给参与者？这个问题犹如一把双刃剑——返还结果可能挽救生命，但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立陶宛作为生物样本库研究的后来者，2016年才通过《生物医学研究伦理法》修正案明确要求返还"基于疾病严重程度和有效干预措施"的IGF，但具体哪些发现符合标准仍存在巨大争议。

针对这一知识空白，维尔纽斯大学健康科学研究所的Jurate Lekstutiené领衔的研究团队在《BMC Medical Ethics》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一方面对17位生物样本库相关专家(含11位生物医学专家和6位伦理/法律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调研公司对700名立陶宛居民开展代表性问卷调查。研究特别聚焦四种典型场景：代表临床可操作基因(MAG)方法的Lynch综合征、代表患者可操作基因(PAG)方法的亨廷顿病与囊性纤维化致病变异，以及代表直接面向消费者基因检测(DTC GT)方法的2型糖尿病多基因风险评分。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指南和经过预实验验证的标准化问卷。专家访谈通过Microsoft Teams/Skype进行，采用目的性抽样和雪球抽样直至数据饱和；问卷调查则通过专业调研公司实施，样本覆盖不同性别、年龄(18-65+)、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的立陶宛居民。数据分析结合MAXQDA软件的质性编码与SPSS的量化统计。

【研究结果】

背景与现状
立陶宛法律虽要求返还"严重且可干预"的IGF，但缺乏具体标准。国际实践中，ACMG基因列表和Berg临床意义评估框架是两种主流方法，但本土适用性未知。

公众态度
调查显示惊人的一致性：81-92%参与者希望获知所有类型IGF。Lynch综合征需求最高(92.2%)，其次是亨廷顿病(89.3%)、2型糖尿病风险(83.5%)和囊性纤维化携带状态(80.7%)。社会人口特征对态度无显著影响。决策关键因素包括：疾病严重性(82%认为最重要)、发病概率(79%)、预防措施有效性(76%)和侵入性(58%)。

专家观点
呈现明显分野：
1.Lynch综合征：所有专家支持返还，但55%主张"无需二次同意"的直接返还，理由包括80%癌症风险、有效结肠镜监测(每1-2年)和DNA错配修复蛋白检测的价值。反对者则强调"不知情权"和可能的精神负担。
2.亨廷顿病：分歧显著。反对者指出缺乏干预措施(100%外显率)、心理风险(抑郁/自杀)和社会歧视(保险/就业)；支持者则认为可帮助人生规划(如P1law专家所述"安排养老机构")。
3.囊性纤维化：争议集中在临床效用。质疑者认为仅当配偶同为携带者时才有意义(25%生育风险)；支持者强调辅助生殖选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新生儿早期干预可改善预后。
4.2型糖尿病：分野最大。生物医学专家普遍反对返还(认为"5%风险增幅无临床意义")，而法律专家支持自主选择权，指出可促进生活方式改变。

【结论与意义】
研究首次系统描绘了立陶宛IGF返还的认知图谱，揭示了公众期望与专家判断间的鸿沟。建议采取"有限返还"策略：对高外显率、可干预单基因病(Lynch综合征)建立强制性返还机制；对其它发现则需平衡自主权与不伤害原则。实践层面提出两条路径：直接采用ACMG基因列表(操作简便但灵活性差)，或应用Berg五维评估框架(临床严重性、发生概率、干预效果等)。研究为立陶宛及类似国家的生物样本库伦理治理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同时启示：在基因组时代，如何协调科学进步、临床效用与个体偏好，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伦理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