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社交网站使用与大学生阈下抑郁的关系：基于恐惧错失(FOMO)的中介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问题，探讨被动社交网站使用(passive SNS use)通过恐惧错失(FOMO)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研究人员通过73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发现被动使用通过加剧FOMO导致抑郁，且消极应对方式会强化这一路径。该研究为数字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成果发表于《BMC Psychology》。

　　

在数字时代，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这种状态虽未达到临床抑郁症诊断标准，却已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严重影响学业表现和社会功能。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人群发展为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3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被动使用(passive social network site use)行为——即仅浏览不互动的"潜水"行为，在大学生中日益普遍。这种看似无害的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影响心理健康的隐患。

现有研究对被动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的关系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浏览积极内容能提升幸福感，也有证据表明被动使用会加剧负面情绪。这种分歧提示我们，两者关系可能存在更复杂的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浏览他人精心修饰的生活展示时，用户常会产生恐惧错失(fear of missing out, FOMO)的焦虑，这种情绪是否在被动使用与抑郁间扮演中介角色？而不同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的个体，这一过程是否会呈现差异？这些问题亟待解答。

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一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通过对五所高校73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采用被动社交网站使用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恐惧错失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等标准化工具收集数据。运用Mplus 8.3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被动社交使用影响阈下抑郁的内在机制。

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方法：通过随机抽样在主流社交平台(微信和QQ)招募参与者，最终纳入738名17-26岁大学生(平均年龄20.52±1.70岁)。使用经过中国文化适应的被动社交网站使用量表(α=0.87)评估浏览行为，CES-D量表(α=0.92)测量抑郁症状，中文版FOMO量表(α=0.91)评估焦虑程度，简易应对方式问卷(α=0.92)区分积极/消极应对倾向。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通过项目打包技术优化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呈现三个重要发现：

1. 被动使用与阈下抑郁的正向关联：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被动社交网站使用显著正向预测阈下抑郁(β=0.14, p<0.001)，支持假设H1。这与位移假说(displacement hypothesis)一致，即过度网络使用挤占线下社交，损害心理健康。

2. FOMO的中介作用：被动使用通过加剧FOMO间接导致抑郁(中介效应ab=0.07, 占总效应33.33%)。具体表现为：被动使用显著增加FOMO(路径a=0.20)，而FOMO又显著预测抑郁(路径b=0.33)。这一发现印证了差异易感性媒体效应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的观点，媒体使用通过改变情绪状态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1. 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消极应对方式显著增强FOMO对抑郁的影响(交互项β=0.29, p<0.001)。简单斜率分析显示，高消极应对者中FOMO对抑郁的预测更强(β=0.03 vs 0.09)，而积极应对方式无显著调节作用。这支持了脆弱性-压力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即抑郁发生取决于压力源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这些发现的科学价值。被动使用通过两种机制导致抑郁：一是依赖实时更新引发焦虑戒断，二是向上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诱发嫉妒。FOMO作为中介变量，反映了个体对错过"理想化"网络展示的焦虑，这种情绪若长期存在，易发展为抑郁症状。而消极应对方式(如逃避、自责)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情绪恶化。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应对未显示保护作用，可能因其短期消耗心理资源，抵消了长期益处。

该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应引导学生减少被动浏览，培养主动社交习惯；其次，通过认知行为训练降低FOMO敏感性；最后，重点干预消极应对倾向，培养适应性应对策略。这些措施有助于阻断"被动使用→FOMO→抑郁"的致病链条。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横断面设计难以确定因果关系；样本仅来自中国大学生，结论推广需谨慎；未考察抑郁对被动使用的反向影响。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纳入更多文化比较，并探索其他潜在中介变量(如睡眠质量)。这些发现为理解数字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也为针对性干预措施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