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榻"到"死亡之门"？19世纪阿姆斯特丹Binnengasthuis医院的病人构成与死亡率变迁

本研究通过分析1856-1896年间阿姆斯特丹Binnengasthuis医院的13,221份患者记录，首次系统考察了荷兰医院转型期的患者构成与死亡率模式。研究揭示了医院死亡率与收治政策、疾病类型的关联性，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宗教信仰对院内死亡率差异影响有限，为理解19世纪欧洲医院从"死亡之门"向医疗中心的转型提供了荷兰案例。

　　

在医疗现代化的叙事中，19世纪医院常被描绘为"死亡之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场所，主要服务于贫困阶层。这种刻板印象源自Thomas McKeown等学者的经典论述，但近年来受到新医院史学研究的挑战。阿姆斯特丹Binnengasthuis医院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公立城市医院之一，其转型历程恰是观察这一历史争议的绝佳窗口。

这项发表在《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研究，由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历史人口学与家庭史研究组的Nadeche Diepground和Tim Riswick合作完成。研究者利用独特的患者入院记录（1856-1896年间13,221例），结合死亡登记册、地籍租金数据等多元史料，首次系统描绘了荷兰医院转型期的患者群体画像。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Cox比例风险模型等人口统计学方法，揭示了院内死亡率的决定因素。

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多源数据整合：患者记录提供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婚姻、职业等）；阿姆斯特丹死因数据库（1854-1926）通过ICD10h编码系统归类死因；1832/1907年地籍租金数据量化社会经济地位；市政报告补充背景信息。这种"微观-宏观"结合的方法，突破了传统医院史研究依赖汇总统计的局限。

研究结果呈现三个重要维度：

死亡率变迁模式
数据显示院内死亡率维持在10-15%，高于同期英国医院但低于预期。图1揭示死亡率波动与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同步，如1877年呼吸道疾病爆发期达峰值。结核等空气传播疾病占死因32.1%（表3），而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随世纪后期诊断进步而上升。这种"疾病谱系转变"印证了McKeown关于医疗技术滞后性的论断，但修正了其对医院效用的全盘否定。

患者群体多样性
表4显示患者构成打破传统认知：性别比例均衡（男48.6%/女51.4%）；20-34岁青壮年为主（1856年占42.6%）；阿姆斯特丹本地居民占57.5-66.7%。值得注意的是，新教（71.4%）和天主教（28%）患者比例与城市人口结构吻合，但犹太患者仅0.2%（城市占比约10%），暗示宗教文化对医疗选择的影响。租金数据揭示患者来自各社会经济阶层，尽管非技术工人（27.4%）和技术工人（18.3%）占比突出。

死亡率决定机制
生存分析（图2）显示婴儿/儿童病房死亡率最高（100天生存率56%），而包扎病房达87%。Cox模型（表5）证实年龄是最强预测因子：50岁以上患者死亡风险是14-34岁组的5.2倍。婚姻状态中，丧偶者风险增加37%（p<0.01），支持"家庭支持缓冲"假说。但颠覆性发现是：相比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死亡风险增加43.7%（p<0.01），这可能源于治疗选择差异或出院行为模式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三重突破：首先，通过患者层面的微观数据，证实19世纪医院已服务多元化群体，而非仅收容"不幸者"；其次，证明院内不平等主要源于疾病类型和人口特征，而非制度性歧视；最后，构建了评估历史医疗效用的新框架——既承认医院在感染控制方面的局限，也肯定其作为医疗知识扩散节点的价值。正如作者指出，Binnengasthuis的转型故事提醒我们：医疗现代化的道路，远比"从死亡之门到康复病房"的简单叙事更为复杂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