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失败：斯洛文尼亚农村经济整合与创业模式研究（1949-1953）

这篇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剖析了1949-1953年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在斯洛文尼亚农村的独特实践。文章揭示了当局如何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创业精神（podjetnost）"重塑为社会主义原则，并允许富裕农民（kulaks）加入劳动合作社（PLCs）。研究运用"整合农民经济（IPE）"理论框架，结合档案与案例研究，论证了集体化失败的核心原因：革命积极分子支持不足、农民对集体创业模式的抵制，以及传统家庭农业的顽强延续。该研究为东欧社会主义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区域个案比较。

　　

社会主义创业精神与集体化实验

1949-1953年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斯洛文尼亚推行了独特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与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不同，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政权既源于社会主义革命，也植根于民族解放战争。这种双重性使当局采取了相对务实的策略：不仅允许富裕农民加入劳动合作社（PLCs），更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创业精神（podjetnost）"重塑为社会主义原则。

斯洛文尼亚的农业结构显著区别于其他南斯拉夫共和国。1948年数据显示，其农村人口比例（54.5%）远低于南斯拉夫平均水平，且土地占有结构更为分散。尽管1945-1947年的土地改革将私人可耕地限制在35公顷，但斯洛文尼亚93%的可耕地仍属私有。这种特殊背景为集体化运动埋下了独特的发展轨迹。

创业精神：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当局试图将传统农民的家庭创业精神转化为集体企业的驱动力。1949年《农业合作社基本法》第76条明确规定，合作社工作应激发成员的"创业精神和个人责任感"。这种理念在官方宣传中得到充分体现，《斯洛文尼亚报道者报》曾大篇幅报道?ezso?a地区农民的"创业"事迹——他们不仅建立购销合作社，还接管了磨坊，最终成立了PLCs。

然而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落差。档案资料显示，多数农民将合作社视为税收优化的工具。在Ljubljana周边的案例中，PLC Matija Gubec的成员直言不讳地承认："加入合作社是因为之前要交高额税款"。这种功利性态度导致许多合作社成为"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实际运作仍保持传统的家庭生产模式。

整合农民经济（IPE）的韧性

研究提出了"整合农民经济（IPE）"的概念，解释农民如何通过多元化经济活动抵抗集体化。1948年人口普查显示，斯洛文尼亚34.95%的农民家庭存在职业分化，农村地区居住着55.5%的产业工人和61%的矿工。这种城乡流动性为农民提供了集体化之外的生存策略。

典型案例显示，PLC Ljubo ?ercer的25名成员中，有6人在合作社外工作；PLC Matija Gubec的成员则利用合作社马匹从事运输服务。这种经济活动的多元化，使农民能够保持家庭农业的同时，规避集体劳动制度（brigade system）的约束。

集体化的结构性矛盾

斯洛文尼亚集体化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

1. 阶级融合的困境：富裕农民（如PLC Matija Gubec中的"同志?."）在合作社保持影响力，而贫困成员则被边缘化
2. 劳动组织的冲突：农民普遍拒绝集体劳动制度，坚持"各自耕种原有土地"的传统模式
3. 基层组织失效：解放阵线（Osvobodilna fronta）等群众组织过度扩张，难以有效推动阶级政策

在Ig地区的调查显示，当地冲突并非源于阶级对立，而是围绕对新政权的失望情绪。这种政治动员的乏力，使集体化缺乏持续的社会基础。

失败的必然与启示

到1951年高峰期，斯洛文尼亚PLCs仅管理10.7%的可耕地（南斯拉夫平均为23.6%）。多数合作社内部，农民将精力集中于保留的1公顷"宅旁地（ohi?nica）"，而非集体耕作。正如PLC Ljubo ?ercer的检查报告所述："宅旁地成了他们的合作社，而合作社反倒成了宅旁地"。

1952年后，集体化运动迅速瓦解。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理论家Edvard Kardelj后来反思道，经过150年资本主义熏陶的农民，将集体化等同于"剥夺"。这一失败案例揭示了传统家庭农业的顽强生命力，以及经济整合策略（IPE）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消解作用。研究通过斯洛文尼亚的独特经验，为理解东欧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