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医护人员护理相关后悔与职业倦怠及转行意向的关联研究

本研究针对ICU医护人员面临的高职业倦怠（burnout）和转行意向（intention to change profession）危机，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探究护理相关后悔（care-related regret）的影响。结果显示，后悔强度（RIS-10）与职业倦怠各子域（包括个人、工作和患者相关CBI）显著相关；无效护理（futility of care）是主要后悔原因（43%），护士的后悔强度（32 vs. 27, p<0.01）和职业倦怠更高。该研究意义重大，为通过识别后悔缓解职业倦怠、改善ICU医护人员保留率提供了新策略。

　　

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的医护人员（HCWs），正面临一场悄然而至的精神健康风暴。全球范围内，COVID-19疫情的余波加剧了这一问题：职业倦怠（burnout）、焦虑和抑郁症状如影随形，许多人甚至萌生了转行念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传统因素如工作负荷或患者病情虽被反复提及，却难以根治。近年来，一个被忽视的情绪浮出水面——护理相关后悔（care-related regret），即医护人员反思自身决策是否导致患者结局不佳而产生的懊悔感。在ICU这种高压环境中，后悔如同暗流，不仅扭曲临床决策（例如过度检查以避免遗憾），还悄悄蚕食着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然而，这种后悔的普遍性、诱因及其与职业倦怠的关联，却鲜有研究深挖。无效护理（futility of care）——例如明知透析无益却仍启动治疗——更被视为后悔的潜在导火索，但证据寥寥。为此，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的研究人员决心揭开这一谜团，他们假设ICU中的后悔不仅常见且由无效护理触发，更与职业倦怠和转行意向紧密交织。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Critical Care》的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揭示了后悔的深远影响：后悔强度是职业倦怠的关键驱动因素，而识别并管理后悔能成为缓解ICU人才流失的突破口。

研究采用核心方法包括：针对加拿大四家ICU的360名医护人员（含护士和医生），开展匿名在线问卷调查（基于SurveyMonkey?平台），覆盖2023年8月至9月；问卷设计严格遵循规范，使用已验证工具：后悔强度量表（RIS-10）评估后悔程度、后悔应对量表（RCS-HCP）测量应对策略（分问题聚焦型、适应型和不适型三类）、哥本哈根职业倦怠量表（CBI）量化倦怠（分个人、工作和患者相关子域），以及单条目问题评估转行意向；统计分析上，应用多变量线性回归（调整性别、职业和经验等混杂因素）检验后悔与倦怠关联，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中介分析，探索无效护理通过后悔影响倦怠的路径。

3.1. 参与者特征

研究纳入158名参与者（92名护士、66名医生），其中62%为女性，77%拥有超过5年工作经验。结果显示，护士群体中女性比例更高（78.2% vs. 46.9%, p<0.01），但两职业在经验年限上无显著差异。

3.2. 过去一个月中最显著后悔事件、月频率及应对机制

护士报告的后悔强度（RIS-10中位数32 [IQR 27-36]）显著高于医生（27 [23-33], p<0.01）。无效护理是后悔主因（43%参与者），其次是护理团队内分歧（40%）。患者后果以不适感（56%）和ICU住院延长（40%）最常见；医护人员自身后果主要为悲伤（67%）和焦虑（46%），护士更易因后悔考虑转行（37% vs. 9%, p<0.01）或缺勤（13% vs. 0%, p<0.01）。两群体月后悔事件频率相似（中位数3 [2-5]），应对策略无差异。

3.3. 后悔原因及后果与后悔强度的关联

多变量回归显示，后悔强度升高与无效护理、患者护理决策、已执行医疗行动、团队分歧及导致患者永久伤害的事件显著相关（如无效护理使RIS-10增加3.1分, p<0.01）。

3.4. 职业倦怠及转行意向

护士在所有倦怠子域得分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