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医院治理与问责结构的挑战：基于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视角的质性研究

为解决伊朗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临床、行政及社会政治问责不足问题，研究人员通过质性访谈23名医院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系统分析了治理结构与问责机制的双重挑战。研究揭示了内部环境（如缺乏医疗委员会）与外部环境（如中央集权）对医院效能的制约，提出组建理事会、分权决策等改革建议，为发展中国家医院治理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论文发表于《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在医疗体系改革浪潮中，伊朗公立医院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困境：尽管历经多次治理结构改革（如2010年董事会托管计划），临床失误频发、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依然突出。这种矛盾背后，是医院内部"医师主导文化"与外部政府过度干预的双重夹击——医生们以专业壁垒规避问责，而中央集权的预算体系又让医院管理者束手束脚。更棘手的是，作为教学医院，其教育职能常成为临床质量妥协的借口，形成"患者为教学买单"的怪圈。

为破解这一难题，伊斯法罕医科大学（Isfah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健康管理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深度访谈23名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医院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采用布朗和克拉克的六步主题分析法，首次系统揭示了伊朗医院治理中"结构性失能"的根源。这项发表于《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的研究，犹如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发展中国家医院治理改革的盲区。

研究团队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通过最大差异抽样确保样本多样性，直至理论饱和。运用MAXQDA软件进行主题编码，严格遵循布朗和克拉克框架，通过成员核查、同行评议确保信效度。所有访谈均获伦理委员会批准（IR.MUI.REC.1400.223），完整保留波斯语原始表述进行跨文化分析。

治理结构挑战：内外交困的困局
内部环境中，"医疗委员会缺失"成为高频痛点。一位院长坦言："当医生犯错时，我们只能委婉提醒——毕竟全省该领域专家屈指可数"。数据显示，73%的受访者提到"医师主义（Physicianism）"现象，即医生凭借专业垄断地位抗拒问责。更荒诞的是，医院院长往往由专科医生兼任，导致资源向特定科室倾斜，如某神经科院长任期内"全院资源向癫痫病房倾斜"。

外部环境中，"中央集权"被89%的受访者诟病。强制性国家认证制度沦为"数字游戏"，某前卫生部长直言："大学要求我们优先完成认证指标，而非提升服务质量"。规章制度的僵化更令人窒息，采购简易设备需经10道审批，而"政治承诺的MRI设备"却能绕过需求评估直接入驻。

问责结构挑战：三重维度的失灵
临床问责陷入"专业霸权"困境。技术副院长往往沦为摆设，某护士长揭露："医生可以随时推翻护理决策，理由是'你不懂专业'"。教育职能更成为免责盾牌，实习生失误导致患者昏迷后，教授仅以"教学必经过程"搪塞。

行政问责受制于"预算傀儡"机制。医院90%的支出需向上级报备，而"某官员推荐的非必要设备"却能优先获批。公私合作模式反而加剧混乱，私立医院通过PPP合同接管部分服务后，公立体系陷入"既要监管又要合作"的角色冲突。

社会政治问责被"表演式慈善"侵蚀。议员为拉票强推医疗设备，后续却"只剩摆拍用的劣质器材"。社会项目审批需经10个部门，耗时耗力却收效甚微，正如某院长讽刺："帐篷量血压活动需要100份文件，只为让官员说'我们有计划'"。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突破既往单维度分析，首次构建了伊朗医院治理的"结构-问责"交互模型。研究者提出的分权化改革、医疗委员会实体化等建议，已获伊朗卫生部采纳试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医师主义"文化根源的剖析，为全球医疗职业权力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正如论文通讯作者Ahmad Reza Raeisi强调："当问责沦为个人关系而非制度约束时，任何治理改革都将是沙上筑塔"。该研究不仅为伊朗，更为面临类似治理难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毕竟，在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的全球议题上，没有真正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