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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放松如何影响教育性别差距?——基于中国"一孩半"政策的实证研究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7月11日 来源:Labour Economic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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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生育政策放松背景下教育性别差距扩大的问题,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三重差分(DDD)方法分析"一孩半"政策效应。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资源稀释和照料负担机制显著扩大了教育性别差距,尤其对拥有弟弟的长女影响最大,而支持性教育政策可缓解这一负面影响。
在中国独特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生育限制与教育投资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严格的生育政策通过"数量-质量权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机制提升了子代教育水平,但随着近年来生育政策的逐步放松,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政策转变是否会因重男轻女观念而加剧教育性别不平等?这一问题在当下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3BJL038)支持的研究团队对此展开了深入探索。研究人员巧妙利用中国1984年实施的"一孩半"政策作为自然实验,这项政策允许农村居民在首胎为女孩时可生育第二胎。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结合实证分析,团队揭示了政策放松对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发表于《Labour Economics》,为理解生育政策变迁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采用三重差分(DDD)方法,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比较了政策实施前后、城乡户籍以及不同省份政策执行强度下的教育差异。样本包含政策实施前后出生的群体,通过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执行"一孩半"政策的19省与执行"一孩"政策的6省之间的多维对比,有效识别了政策净效应。
中国独特的生育政策演变为研究提供了理想场景。"一孩半"政策创造了三种典型的家庭结构:姐弟组合、姐妹组合和独子家庭。理论分析表明,这种性别条件性的政策放松导致女孩更可能拥有弟弟(资源竞争者),而男孩更可能是独生子(资源独占者)。
基于Becker-Tomes模型框架,研究引入重男轻女偏好参数,推导出不同家庭结构下的最优教育资源分配。模型预测:"一孩半"政策将导致女孩面临双重劣势——更多兄弟姐妹带来的资源稀释,以及作为长女的照料负担,而男孩则较少受这些约束影响。
数据分析验证了理论预测:
政策显著扩大了教育性别差距,主要体现在女性教育获得相对下降;
异质性分析显示,拥有弟弟的长女教育受损最严重;
机制分析确认资源稀释和照料负担是主要传导路径;
《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等支持性政策能有效缓解负面影响。
这项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生育政策放松对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
理论层面:将重男轻女偏好纳入数量-质量权衡框架,拓展了Becker理论的应用边界;
方法层面:采用DDD设计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为政策评估提供范例;
政策层面:为当前生育政策调整提供警示——若无配套措施,单纯放松限制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
实践层面:证实支持性教育政策可抵消负面影响,为促进教育公平指明方向。
研究特别指出,在生育政策持续放宽的当下,必须警惕传统性别观念借机反弹。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同步强化教育支持措施,尤其关注多子女家庭中长女的教育保障,才能真正实现人口质量提升与性别平等双重目标。这些发现不仅对中国有直接参考价值,也为其他经历生育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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