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创包容性研究：与无家可归者合作设计社区参与研究的实践反思

针对边缘群体在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英国伯恩茅斯大学联合社区组织开展"I Am More Than..."项目，通过赋权无家可归者作为社区研究者(community researchers)，探索包容性研究(co-designed research)模式。研究揭示信任建立、权力转移(power shift)和灵活方法对打破系统壁垒的关键作用，为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ies)研究提供创新范式。

　　

在英格兰，无家可归者数量持续攀升，2023-2024年申请住房援助的家庭达40,685户，创十年新高。这个群体不仅面临居住困境，更承受着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ies)的沉重负担——他们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群短30年，却鲜少有机会参与影响自身权益的卫生政策研究。传统研究模式中，学术机构主导的"直升机研究(helicopter research)"往往导致知识单向提取，而真正需要被倾听的群体反而沦为被动对象。这种系统性排斥背后，是僵化的研究结构、文化隔阂和根深蒂固的权力失衡(power imbalance)。

伯恩茅斯大学(Bournemouth University)的研究团队意识到，要实现"没有我们参与，就不要为我们做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包容性原则，必须颠覆传统范式。他们联合当地两家社区组织——提供住房支持的Lantern Trust和医疗服务的HealthBus Trust，发起"I Am More Than..."项目。这项发表在《Research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的研究创新性地让无家可归者以社区研究者(community researchers)身份主导研究设计，探索如何打破参与壁垒。

研究采用关系驱动(relationship-driven)的方法论，通过三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首先，在社区组织既有服务场景（如每月"你的声音(Your Voice)"小组）中自然融入研究对话；其次，采用非结构化设计，由社区研究者自主决定访谈形式和内容；最后，建立每周运营小组会议确保多方持续协作。这种"信任优先"的策略创造了安全空间，使参与者能坦言"如果让我参与研究，请先明白我不只是无家可归者"的核心诉求。

社区研究者的蜕变之路
前出版从业者Jim Robertson因失业和癌症沦为无家可归者，其作为社区研究者的经历极具代表性。初期，非传统的研究框架曾让他困惑："我们连项目方向都要自己定义"。但正是这种赋权使他发现：受访者将访谈视为情绪宣泄的契机，91%参与者表示"被真诚倾听的感觉很治愈"。项目更意外成为Jim重返职场的跳板——他现已成为脑损伤护理员，并计划投身戒毒服务。这印证了包容性研究的双向价值：既提升研究质量，又赋能边缘群体。

社区组织的范式挑战
Lantern Trust团队坦言，与传统研究的"提取式"合作不同，本次权力翻转(power flip)带来全新体验。当大学研究者主动放弃主导权，社区组织得以用日常服务模式（如披萨座谈会）引导研究进程。这种"未定义式"合作虽引发初期不适，却催生创新实践：将艺术创作、非正式对话等融入数据收集，使参与率提升40%。关键突破在于建立"研究者驻社区"机制，将学术支持嵌入组织日常运作。

包容性研究的八大支柱
通过50余名利益相关者的共识，项目提炼出包容性研究的核心要素：从倾听洞察(listening and insight gathering)到文化转变(cultural shift)，其中灵活性(flexibility)和共情(empathy)最为关键。例如，放弃固定会议模式，采用代金券激励和移动访谈；用"我不仅仅是(I Am More Than...)"的叙事框架帮助参与者建立完整身份认同。这些实践直击NIHR新资助要求的核心——证明研究如何促进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

该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构建了可复制的包容性研究模型：以社区组织为枢纽，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边缘群体可用的"研究工具包"。正如Jim的感悟："人们渴望被问及自身经历"。这种模式已延伸至第三阶段——通过共设计(co-designed)研讨会培训其他社区组织，推动研究体系的结构性变革。研究最终证明，当学术界放下"专家姿态"，与边缘群体建立互惠关系时，不仅能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更能催化参与者个人成长与社会融入，实现研究正义(research justice)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