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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治疗:迈向个性化医学的时代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7月14日 来源:Clinical Reviews in Allergy & Immunology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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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治疗革新,强调从传统“等待失败”策略转向早期风险分层和强化干预。作者系统阐述了熊去氧胆酸(UDCA)应答不足患者的二线疗法(如PPAR激动剂Elafibranor/Seladelpar),提出ALP正常化、肝硬度(LSM)监测和瘙痒管理作为核心目标,并结合免疫靶向治疗展望个性化医学的未来。全文以循证依据为基石,为临床实践提供精准路线图。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是一种以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和小叶内胆管损伤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全球发病率约为0.84–2.75/10万,女性占比高达80–90%,中位发病年龄54–64岁。患者常表现为疲劳(70%)和瘙痒(70%),若不及时干预,可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衰竭。本文聚焦PBC治疗的最新进展,强调从“一刀切”转向基于生物标志物和风险分层的个性化策略。
PBC的发病是遗传易感性与环境暴露(如异生物质或微生物分子模拟)共同作用的结果。单卵双胞胎一致率高达63%,凸显遗传权重。关键机制包括:线粒体丙酮酸脱氢酶复合体E2亚基(PDC-E2)耐受性丧失,引发B细胞产生AMA;CD4+T细胞(Th1/Th17)、CD8+T细胞及固有免疫细胞(如MAIT)介导胆管上皮细胞(BEC)损伤;阴离子交换蛋白2(AE2)下调导致胆汁碳酸氢盐屏障破坏,促进胆汁酸毒性。此外,表观遗传调控(如X染色体失衡)可能是女性高发的原因之一。
熊去氧胆酸(UDCA)仍是PBC的一线药物(13–15 mg·kg?1·d?1),通过减少毒性胆汁酸、促进胆汁分泌和抗炎作用改善生化指标及长期预后。然而,40%患者存在UDCA不完全应答或耐受不良,与死亡风险升高相关。疗效评估依赖多套标准(如Paris-I、UK-PBC评分),但传统“等待失败”策略(12个月评估)易延误高风险患者干预时机。西安标准(治疗1月后ALP≤2.5×ULN、AST≤2×ULN、TB≤1×ULN)能早期识别快速进展者,提升5年无事件生存率至97%。
对UDCA应答不足者,二线方案包括:
奥贝胆酸(OCA):法尼醇X受体(FXR)激动剂,可降低肝纤维化风险,但可能加重瘙痒和肝失代偿,禁用于肝硬化伴门脉高压者。
贝特类药物:贝扎贝特(PPAR-α/δ/γ三重激动剂)和菲诺贝特(PPAR-α激动剂)显著提升ALP正常化率(54–62%),并缓解瘙痒,但需监测肌酐升高和药物相互作用。
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受体激动剂,对早期PBC患者有效,但晚期可能增加门静脉血栓风险。
肝移植:适用于终末期患者(MELD>15或Mayo评分>7.8),术后需持续UDCA预防复发。
PPAR靶向药物:Elafibranor(PPAR-α/δ双激动剂)在ELATIVE试验中使51%患者达标POISE标准;Seladelpar(PPAR-δ激动剂)在RESPONSE试验中实现61.7%生化应答率,且显著改善瘙痒。
免疫治疗:JAK抑制剂(如Baricitinib)在动物模型中抑制Th1细胞浸润;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减少B细胞活化,但临床效果有限;工程化Treg细胞靶向PDC-E2表位,展现精准免疫调控潜力。
回肠胆汁酸转运体(IBAT)抑制剂:Linerixibat降低瘙痒评分,但可能引发腹泻。
组织学监测:对AMA阴性或UDCA应答不佳伴ALT升高者,肝活检可排除PBC-AIH重叠综合征(占PBC 1–3%)。IgG≥1.3×ULN和ALP>2.4×ULN的纤维化回归评分(FRS)能预测免疫抑制剂联合疗效。
生化目标升级:ALP正常化是高风险患者的核心目标。研究显示,ALP>1.1×ULN者预后较差,而Seladelpar试验中25%患者实现ALP正常化。
症状管理突破:瘙痒控制是关键。贝扎贝特和Seladelpar降低IL-31水平,IBAT抑制剂减少胆汁酸肠肝循环。
肝纤维化分层:肝硬度测量(LSM)以8 kPa和15 kPa为界,将患者分为低、中、高风险组。LSM>12.1 kPa预测静脉曲张出血风险,抗纤维化药物如OCA和Setanaxib(NOX1/4抑制剂)具治疗潜力。
“等待失败”策略敏感性不足,基线预测模型(如ALP、TB水平)和1个月动态评估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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