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国数据揭示气候行动主义的国际预测因子：低收入与低民主国家的更高参与

本研究针对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跨国差异的成因不明问题，研究人员基于88国数据集开展气候行动预测因素分析。通过多层次回归模型，发现人均GDP（GDP per capita）较低和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较低国家的公民参与度更高，而CO2排放和气候风险指数（Climate Risk Index）无显著作用。这挑战了后物质主义假设，突显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为气候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危机，从极端天气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着人类生存。然而，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气候行动主义，却在各国呈现巨大差异：为什么有些国家公民更愿意走上街头抗议或发起运动，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对沉默？传统理论如后物质主义假设（post-materialism hypothesis）认为，富裕国家因经济安全而更关注环境问题，但近期数据却显示矛盾结果；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常被视为"受害者"，其行动潜力被低估。这种认知空白不仅阻碍了气候运动的全球协同，更可能加剧不平等。为解开谜团，研究人员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发表论文，通过迄今最广泛的跨国数据集，揭示了气候行动主义的深层驱动机制。

研究人员利用耶鲁大学气候变化传播项目（Yale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与Meta合作的调查数据，覆盖88个国家90,606名参与者。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个体层变量测量，通过Facebook平台抽样，采集气候行动意愿（采用5点量表询问"加入公民运动意愿"）和气候关注度（整合3项指标：个人/后代受危害程度及担忧程度，Cronbach's α=0.83）；2. 国家层变量整合，包括人均GDP（基于世界银行PPP数据）、民主指数（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评估）、人均CO₂排放（化石燃料与工业排放）、气候风险指数（Germanwatch CRI，量化极端天气影响）；3. 统计方法，使用R软件lme4包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控制年龄、性别和教育等个体因素，并检验跨层交互作用。样本覆盖全球南北国家，但限于Facebook用户，可能偏向高教育群体。

研究结果系统解答了四大预测因素的作用：

• 国家财富的角色：多层次回归显示，人均GDP每降低1单位标准差，气候行动意愿显著提升（β=-0.101, p<0.05）。这支持了"不稳定假说"（precarity hypothesis）：经济不安全感强化气候意识，挑战后物质主义假设。例如，低收入国家公民更易因生存威胁而动员。

• 客观气候脆弱性的角色：气候风险指数（CRI）与行动主义无显著关联（β=-0.035, p>0.05）。这一反"退化假说"（degradation hypothesis），显示实际气候灾害未必转化为行动动力，可能与风险感知脱节有关。

• 人均碳排放的角色：CO₂排放未独立预测行动意愿（β=0.077, p>0.05），暗示其作用被财富和民主混淆。这反映责任意识与经济依赖的抵消效应。

• 民主的角色：民主指数越低，行动参与度越高（β=-0.114, p<0.001），表明威权政体可能激进社会动员。同时，民主指数和GDP均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