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伊斯坦布尔的暴力行为及抵抗策略

《City》：Violence against Istanbul and strategies for resistance

本文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Kanal Istanbul项目为案例，运用慢暴力与基础设施暴力理论，分析新自由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结合下的城市政策如何导致环境破坏、社会不公和空间商品化，并探讨自2010年代Gezi公园抗议以来的城市抵抗运动如何通过urbicide叙事形成持续抗争。

　　本文探讨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城市项目与“慢暴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伊斯坦布尔运河”（Kanal Istanbul）这一案例。文章指出，这一项目不仅是对城市空间的物理分割，更是对城市生态和居民生活的潜在破坏，被部分专家和活动人士视为一种“城市屠杀”（urbicide）的行为。这种暴力并非直接显现，而是以一种渐进、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结构。文章旨在揭示城市治理中“慢暴力”和“基础设施暴力”如何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中交织在一起，成为城市冲突和抵抗的重要表现形式。

从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转向更加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并将城市空间的商业化和资本化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手段。这种政策导向催生了所谓的“城市增长机器”，使得房地产和建设行业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这种增长模式往往伴随着对低收入群体的剥夺、环境破坏和社区的分裂，形成了“结构性暴力”和“慢暴力”的双重效应。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城市，其发展政策和城市规划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郊区扩展到市中心，使得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和矛盾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大型城市项目不仅代表了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抗争之间的交汇点。

“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正是这一发展轨迹的最新体现。它不仅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工程，更是将城市空间进一步商品化和权力集中化的象征。尽管该运河尚未正式动工，但其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讨论。专家和活动人士指出，这一项目可能对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例如破坏自然水道、影响海洋生态平衡、导致城市空气流通受限、增加居民的健康风险以及引发土地征用和社区迁徙。这些后果并非即时显现，而是通过长期的政策实施和法律变更逐步累积，形成了“慢暴力”的特征。与此同时，项目的推进也引发了对城市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尤其是“慢暴力”概念如何帮助人们理解那些不易察觉但极具破坏性的城市变迁。

在分析这一项目时，文章引入了“城市屠杀”这一术语，用以描述大型城市项目对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的潜在毁灭性影响。这一概念最早源自1992年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对城市环境的系统性破坏，但在此文中被重新赋予了城市治理的语境。专家和活动人士认为，将“城市屠杀”作为斗争的叙事工具，有助于揭示那些被忽视的、逐渐显现的城市暴力，并唤起公众对未来的担忧。这种叙事不仅强调了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灾难，还象征着对城市未来生存空间的威胁。它成为连接过去社会运动（如“盖齐公园抗议”）与当前城市抗争的桥梁，显示出城市抗争策略的延续性和演化过程。

“盖齐公园抗议”作为土耳其现代城市抗争的重要转折点，不仅对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空间造成了直接冲击，还催生了一种新的城市意识。抗议者通过占领公共空间、展示反对意见和组织社区论坛，成功地将“城市权利”问题带入了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对城市治理模式的广泛讨论。这一抗议活动为后续的城市抗争提供了经验和策略，使得“城市屠杀”的叙事成为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专家和活动人士在访谈中表达了对这一项目的深切担忧，他们不仅关注其对环境的破坏，还强调其对城市社会结构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潜在威胁。他们指出，尽管该项目表面上是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经济价值，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并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土耳其城市治理中“更多地超越新自由主义”（more-than-neoliberal）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导向，还体现了国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主导角色。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和政策，使得城市项目得以在缺乏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推进。例如，2008年通过的“综合法案”赋予了国家机构（如TOKI）更大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方面绕过地方机构。这种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不仅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还使得城市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和社区组织也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通过法律挑战、社区抗议和公众动员等方式表达对项目的反对。

在伊斯坦布尔的案例中，这种抗争和治理的张力尤为明显。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反对声音，例如限制抗议活动、阻止居民参与和控制信息传播，但城市的抗争意识依然在不断增强。2023年和2024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公众对城市治理模式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而“盖齐精神”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抗争力量。尽管政府在选举中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城市居民的抗争并未停止，反而在不断演化和深化。这种抗争不仅体现在对特定项目的反对上，还涉及更广泛的城市治理问题，包括土地使用权、环境保护和居民权益等。

文章还指出，城市抗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延续。从“盖齐公园抗议”到“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城市抗争的策略和形式在不断演变，但其核心诉求始终围绕着对城市空间的保护和对社会不平等的抵抗。这种抗争不仅依赖于具体的行动，还涉及到对城市未来的想象和对权力结构的反思。专家和活动人士通过“城市屠杀”的叙事，试图唤起公众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的关注，并推动更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项目的批评，更是对城市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

在理论层面，文章结合了“慢暴力”和“基础设施暴力”的概念，揭示了城市项目如何通过长期的法律和政策调整，对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造成深远影响。这些暴力形式往往不易察觉，但其后果却可能波及整个城市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同时，文章也强调了城市抗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法律挑战、社区组织、媒体宣传和政治博弈等多种形式。这些抗争策略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抵抗网络。

最后，文章指出，伊斯坦布尔的抗争不仅是对一个具体项目的反应，更是对整个城市治理模式的质疑。它揭示了城市项目如何在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的推动下，成为一种“结构性暴力”的表现。同时，它也强调了城市抗争的长期性和持续性，以及抗争者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推动城市治理向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种抗争不仅是对当前项目的抵制，更是对未来城市空间的重新定义和对城市权力结构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