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减少飞行出行仍然困难：从实践理论的角度探讨跨学科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Why Flying Less remains difficult: a theory of practice perspective on transdisciplinary climate and sustainability conferencing

环境飞行排放加剧了气候领域专业人士的碳足迹，其行为根植于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惯习、资本与幻象。研究发现，数字资本不平等、象征资本积累惯性及面对面互动的幻象共同维系了高碳 conferencing practices。建议通过重构奖励机制和实践规范推动低碳转型。

　　空气旅行在学术和政策会议中的使用，正成为全球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从事环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ECS）领域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顾问及实践者尤其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因为频繁的飞行行为可能威胁到他们工作的长期可信度。本研究借助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深入探讨了ECS领域中以高频率旅行为核心的实践是如何被持续维持的，以及阻碍更广泛采用混合与虚拟会议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不平等的数字资本获取和对面对面交流优越性的根深蒂固信念，共同支撑了“飞行是不可或缺”的错觉。此外，会议作为积累象征资本的手段所形成的惯习，进一步强化了鼓励频繁飞行的奖励结构。研究还表明，权力动态维持了频繁飞行的主导地位，并促进了数字精英的出现。因此，要转变这种以飞行为中心的ECS实践，需要那些在该领域塑造成功的人，超越对短期技术解决方案的依赖，培养集体责任以实现脱碳。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新实践和激励结构的构建，以推动低碳替代方案的采用。

在ECS领域，会议被广泛认为是推动跨学科合作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关键活动。然而，这种频繁的旅行行为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时显得愈发不可持续。许多学者和机构已经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技术性措施（如碳抵消、生物燃料投资、会议地点优化等）、行为性调整（如减少参会频率、团队内轮流参会）以及价值观导向的举措（如“慢科学”运动和“无飞行气候科学”倡议）。然而，仅依靠这些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它们往往在维持现有高碳会议模式的同时，未能从根本上挑战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旅行观念和行为模式。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现象，本研究采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将会议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受到个体惯习、资本积累以及领域内规则的共同影响。这一理论框架帮助我们揭示了会议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其如何被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共同塑造。具体而言，惯习指的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内化形成的一种持久、身体化的倾向，它影响着人们在会议中的行为和认知。资本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象征性的资源，这些资源决定了人们在会议中可能获得的回报和地位。而“illusio”（错觉）则是指个体对领域内活动价值的内在认同，这种认同使得某些实践显得必要和有意义，从而推动了频繁飞行的持续。

通过这一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会议中的惯习如何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使得面对面交流被视作获取资本和实现职业发展的必要途径。对于那些来自全球南方的参与者而言，这种惯习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数字资源而难以获得虚拟会议带来的同等机会。同时，一些参与者也指出，尽管虚拟会议在某些方面提供了便利，但它们在促进深度交流和建立联系方面仍存在局限，这进一步加剧了面对面会议的必要性。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技术资源的分配上，还体现在会议所带来的社交和象征性收益的不均衡。

此外，会议中的资本积累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还受到社会网络、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影响。例如，一些参与者提到，他们认为在国际会议上获得的声誉和可见性对于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对资本的追求使得人们愿意忍受飞行带来的身体和心理负担，以换取职业上的回报。然而，这种回报机制往往忽视了那些在资源获取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如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和年轻研究人员，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资金、技术支持或网络资源而无法获得同样的资本积累机会。

研究还发现，尽管虚拟会议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在某些方面并未显著改变会议实践的核心逻辑。一方面，虚拟会议的普及为一些参与者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例如在线讨论、虚拟茶歇和网络社交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会议惯习。另一方面，虚拟会议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技术使用不当、以及虚拟环境中的社交互动难以达到面对面会议的效果。这些障碍使得虚拟会议在许多参与者眼中仍然显得低效或不完善，从而削弱了其作为低碳替代方案的吸引力。

在ECS领域，改变会议实践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创新，还需要对现有惯习和错觉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例如，一些参与者提到，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还在于建立和维护个人与机构在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观念使得频繁飞行被视为一种必要的职业行为，而非可选的或可替代的。因此，要推动低碳会议实践，需要重新定义会议的价值和目标，使其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原则相契合。

本研究的发现还强调了结构性因素在会议实践中的关键作用。例如，一些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仍然将飞行视为评估学术或专业成就的重要标准，这使得减少飞行的尝试面临较大的阻力。同时，一些现有的激励机制和资助方式也未能有效支持低碳会议实践，反而继续强化了以飞行为中心的模式。因此，推动改变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重新设计激励结构，使其更有利于低碳会议的实施。

此外，研究还指出，虚拟会议的实践正在逐步形成新的社交和知识共享模式，这为未来会议实践的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一些参与者认为，虚拟会议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社区、提升数字可见性以及优化在线互动体验，来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会议。然而，这些变化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以改变现有的惯习和错觉。同时，也需要关注技术发展和政策创新，以确保虚拟会议能够真正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并减少其带来的不平等。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ECS领域中会议实践的复杂性和结构性。频繁飞行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所支持和强化的实践。要实现低碳会议的转型，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技术、行为和价值观的调整，以及对现有激励机制和资本结构的重新审视。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还能促进更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合作模式。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多关注如何通过创新和协作，推动会议实践的深刻变革，使其更加符合ECS领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