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超越自我同情：竞技体育环境中他人导向同情心的范围综述

这篇综述系统梳理了竞技体育环境中他人导向同情心（other-focused compassion）的研究现状，指出尽管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在运动员心理调节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但针对运动员间、教练与运动员间的同情互动（如CCS-PA量表评估）仍属新兴领域。文章强调竞技环境的高压特性可能抑制同情表达，并提出未来需结合跨文化视角（如集体主义vs个体主义）和干预研究（如LKM训练）深化探索。

　　

ABSTRACT

竞技体育环境以高强度身心压力和绩效期望为特征，近年来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被视为运动员应对挑战的重要心理资源。然而，运动员并非孤立发展，其运动表现与心理健康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首次系统整合了竞技体育中他人导向同情心的研究，涵盖运动员间同情互动（如队友支持）和教练同情行为（如CCS-PA量表评估的教练关怀），揭示了这一领域尚处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

同情心在竞技体育环境中的定义与框架

同情心被定义为“对自我及他人痛苦的觉察，并致力于缓解和预防的动机”。Gilbert的社会心态理论（social mentality theory）提出同情心的三重流向：给予他人、接受他人、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在体育领域，运动员的“痛苦”涵盖伤病、失败恐惧、人际冲突等多维压力源。现有研究多基于Neff的自我同情三要素模型（正念、共同人性、自我仁慈），但Gilbert的框架更强调同情心的社会互动属性，为理解团队运动中的情感支持提供了新视角。

运动员间的同情互动：从共情到行动

研究发现，运动员对队友的同情（compassion toward teammates）与团队任务导向氛围（task-involving climate）呈正相关，而与自我导向氛围（ego-involving climate）负相关。Fontana等（2017）发现，使用《同情爱量表》（Compassionate Love Scale）测量的队友同情能预测运动员的真实自豪感（authentic pride），而非虚骄傲（hubristic pride）。然而，德国青少年足球学院的研究（Beaven et al., 2023）显示，运动员的同情水平显著低于普通人群，且进入U13梯队后明显下降，暗示竞技环境可能抑制同情表达。

对接受同情的恐惧（fears of compassion）成为关键障碍。Zhang等开发的《运动情境同情恐惧量表》（FCSS）证实，运动员对接受队友同情的恐惧能预测3个月后的心理困扰，且与兴奋剂使用意愿相关（Zhang & Boardley, 2023）。初步干预研究如基于慈心冥想（LKM）的训练（Stenzel et al., 2021）虽未显显著效果，但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教练同情：从感知到实践

教练同情行为通过《运动员感知教练同情量表》（CCS-PA）评估发现，高同情教练能提升运动员的社会安全感（social safeness）并降低自我批评（Oliveira et al., 2022c）。质性研究（Backman et al., 2024）揭示了精英教练的两难困境：尽管认同同情对运动员情绪恢复和团队凝聚力的价值，但“同情等于软弱”的刻板印象与组织绩效压力形成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正念训练（如MMTS项目）可通过增强教练的情绪觉察力改善其同情表达（Baltzell et al., 2015）。

未来研究方向与挑战

当前研究存在三大局限：方法学上过度依赖横断面设计（占10/13），样本集中于西方国家（如葡萄牙、德国），且缺乏对竞技水平与文化差异的深入分析。未来需探索：

1. 运动组织中同情支持的系统性作用（如R?thlin等提出的心理健康支持框架）
2. 竞技表现与同情行为的平衡机制
3. 非西方语境下同情表达的文化特异性（如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情感共享倾向）

结论

超越自我同情，构建竞技体育中的“同情生态系统”将成为促进运动员可持续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关键。这需要打破“同情削弱竞争力”的迷思，并通过教练培训、组织文化改革和跨学科研究（如运动心理学与社会神经科学的结合）实现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