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法国小型市场园艺产业：两种政策方案的比较

《Ecological Economics》：Supporting the small market gardening sector in France: Comparison of two policy options

情绪对环境质量改变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通过视频诱导快乐/悲伤情绪，结合Facereader客观测量面部表情，发现自报告和客观情绪指标均未影响离散选择实验中的环境偏好参数。支持传统经济理论中情绪不影响理性决策的假设。

　　在人类行为科学研究中，情绪状态被认为可能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这一观点引发了对传统经济模型的重新思考，因为标准的经济理论通常假设个体在做决策时是理性的，并且其偏好是稳定且不被外部因素所干扰的。然而，随着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绪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选择，包括他们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和愿意为改善环境支付的金额。本文旨在探讨这些情绪效应是否具有普遍性，并进一步验证先前研究的发现。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偶发情绪”（incidental emotions）对陈述偏好（stated preferences）和环境质量变化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的影响。我们通过视频材料来诱发特定的情绪状态，并使用Face Reader软件来实时监测参与者的面部表情，以验证这些情绪是否成功地被诱导。我们发现，虽然参与者在观看视频后确实表现出自我报告的情绪变化，但这些情绪在实际的经济决策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通过自述的情绪状态还是通过Face Reader软件记录的客观情绪状态，都没有发现它们对陈述偏好产生显著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与Hanley等人（2017年）的研究发现一致，即诱发的情绪状态不会显著改变人们对环境质量变化的支付意愿。然而，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这一发现，通过引入更客观的情绪测量方法，如Face Reader，来评估情绪是否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尽管我们发现，参与者在观看视频时确实会感受到情绪的波动，但这些波动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偏好参数。换句话说，即使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他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仍然保持一致。

在讨论这一发现时，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我们的实验采用了大学学生的样本，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尽管大学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可能与更广泛的公众有所不同。其次，我们使用了短片来诱发情绪，这种诱发方式可能无法充分激发某些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这可能是Face Reader未能准确捕捉到情绪变化的原因之一，因为某些情绪可能在面部表情上不如其他情绪那么明显。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虽然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情绪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他们对环境属性的偏好。

这些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环境经济学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工具，而陈述偏好是获取这种分析所需数据的关键方法之一。如果情绪状态确实不影响陈述偏好，那么这一方法可以更可靠地用于政策决策。然而，如果情绪确实能够影响偏好，那么就需要在进行此类研究时更加谨慎地设计实验，以确保情绪的影响被准确测量和控制。

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虽然我们使用了Face Reader软件来测量情绪，但发现其在捕捉某些情绪方面的效果不如自述方法。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自述情绪可能比客观测量更能反映个体的真实情绪状态。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情绪的测量并不总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那些情绪与决策任务无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实验设计中已经包含了情绪诱导，那么通过简单的自述方法来确认情绪是否被成功诱发，可能已经足够。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仍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我们发现，情绪的诱发和测量方法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不同的情绪诱发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其次，我们的研究还指出，情绪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决策情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在涉及强烈个人情感的决策任务中，情绪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那些与个体情感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如在某个特定地点的环境变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情绪的影响可能并不总是显著的，尤其是在涉及环境质量变化的决策任务中。因此，在进行陈述偏好研究时，情绪的影响可能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情绪对所有类型的决策都没有影响。相反，它提示我们，情绪的影响可能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因此在设计实验时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Hanley等人（2017年）的发现，即偶发情绪对陈述偏好和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也指出了一些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的代表性、情绪诱发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情绪测量工具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方面，以更好地理解情绪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建议，在进行陈述偏好研究时，可以使用自述方法作为情绪诱发的验证手段，而无需依赖昂贵的生物识别技术。这不仅降低了研究成本，还提高了研究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