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标签与标签拒绝的悖论：污名群体应对负面标签的双刃剑效应及其社会代价

本研究针对污名群体如何应对负面标签这一社会心理学难题，通过7项实验对比了自我标签(self-labeling)和标签拒绝(label-rejection)两种策略。发现自我标签虽能降低标签负面性，却导致外群体观察者施加更高社会成本（降低好感度、雇佣与晋升意愿）。研究揭示了群体控制感知(Study 2)和象征性威胁(Study 3)的双中介机制，为理解标签重构的社会代价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社会交往中，负面群体标签（如歧视性称谓）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强化着对污名化群体(stigmatized groups)的社会偏见。从职场晋升到医疗资源获取，这些被冠以"X"标签的群体面临着系统性歧视。更令人深思的是，当污名群体成员试图通过语言策略重构这些标签时，反而可能陷入"越抗争越被排斥"的困境——这正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悖论。

为揭示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研究人员开展系列实验研究。通过7项严谨设计的实验（涉及拉丁裔、亚裔等真实群体及虚构标签），研究对比了两种常见标签应对策略：自我标签(self-labeling，主动宣称"我是X")与标签拒绝(label-rejection，明确否认"我不是X")。实验场景涵盖社交媒体互动、现实对话情境及职场评估等多元语境，采用问卷测量、行为实验及中介分析等方法。

研究首先在Study 1a-d系列实验中发现耐人寻味的"双刃剑效应"：虽然自我标签策略能显著降低外群体观察者对标签负面性的评估（相较于标签拒绝），但采用该策略的个体却需要付出更高社会代价——被评价为更不可爱、更不值得雇佣或晋升。这种矛盾效应在拉丁裔使用"湿背人"(wetback)标签(Study 1a)、女性应对"娘炮"(sissy)称谓(Study 1b)等情境中均得到验证，甚至延伸至虚构群体(Study 1c)。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模拟招聘的Study 1d中，自我标签的东亚求职者获得的面试机会比标签拒绝者少21%，证实了策略选择对现实机会的实质性影响。

深入机制探讨揭示出两条关键路径：在Study 2中，自我标签通过增强观察者对"群体控制标签"的感知（即认为该群体能主导标签含义演变），进而降低标签负面评价；而Study 3则发现，自我标签会触发观察者的象征性威胁(symbolic threat)——当污名群体成员主动认领负面标签时，外群体成员会无意识地将其视为对现有社会等级秩序的挑战，从而产生防御性排斥。这种威胁感知可解释约68%的社会成本差异。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Study 4的发现：那些强烈认同"社会地位差异具有合理性"的观察者，对自我标签者表现出更严厉的惩罚。这暗示着现有权力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会本能地抵制可能动摇地位 quo 的标签重构尝试。正如研究者指出，当某个污名群体试图通过自我标签"夺回话语权"时，实际上是在挑战深植于观察者心中的阶层合法性信念(status-legitimizing ideologies)。

这项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标签应对策略的复杂社会后果。其理论价值在于将语言重构(linguistic reappropriation)研究与威胁感知理论(integrated threat theory)有机衔接，证实了微观语言策略与宏观社会结构间的动态博弈。在实践层面，研究为平权运动提供重要启示：单纯鼓励污名群体"认领并重构"负面标签可能适得其反，需同步改变外群体的阶层合法性认知。正如作者强调，真正的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需要双管齐下——既要改变标签的语义内涵，更要消解观察者的防御心态。

这项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如样本主要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且未探讨内群体观察者的反应差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文化特异性(cultural specificity)因素，或考察标签应对策略的长期累积效应。但无论如何，该研究已为理解语言与社会权力的纠缠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其发现将助力设计更有效的反歧视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