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玫瑰色眼镜：前瞻性自我比较的认知生态学解释

本研究针对污名化群体应对负面群体标签的两种策略——自我标签化(self-labeling)和标签拒绝(label-rejection)，通过7项实验揭示了自我标签化虽能降低外群体观察者对标签负面性的感知，却会导致更高的社会成本（如降低好感度、雇佣和晋升可能性）。研究阐明了群体标签控制感知和象征性威胁(symbolic threat)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标签应对策略的双刃剑效应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当代社会，负面群体标签如同无形的枷锁，持续强化着社会对污名化群体的刻板印象。从职场歧视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这些被称为"污名标记(stigma)"的负面标签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认同，更在无形中维系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面对这样的困境，污名化群体成员往往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或是坦然接受标签宣称"我就是X"(self-labeling)，或是坚决否认表示"我不是X"(label-rejection)。这两种策略究竟会如何影响外界的认知？又会给使用者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正是研究人员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为系统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严谨的实验。通过7项研究(Studies 1a-d, 2-4)，采用社会情境模拟、行为测量和中介分析等方法，结合多种污名化群体（拉丁裔、虚构群体、东亚裔等）和现实场景（社交媒体、职场对话等），全面考察了标签应对策略的社会认知效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引入了"他人标签化(other-labeled)"基线条件，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机制，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在【标签应对策略对标签负面性的影响】部分发现，自我标签化能显著降低外群体观察者对标签负面性的评估。例如在Study 1a中，当拉丁裔个体主动使用负面标签自称时，观察者认为该标签的冒犯性降低了23%。这种效应源于观察者认为该群体对标签具有更强控制力(perceived group control)，如同Study 2所示，自我标签行为传递出"我们已夺回标签定义权"的信号。

然而在【标签应对策略对使用者的后果】部分却揭示了令人警醒的另一面。同样的自我标签行为会导致观察者对该个体施加更高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包括降低15%的好感度(likability)、减少28%的雇佣可能性(hireability)和22%的晋升评分(promotability)。Study 1d的行为实验更直观显示，在模拟招聘场景中，自我标签者获得的面试机会比标签拒绝者少40%。这种惩罚效应在Study 3中被证实源于观察者体验到的"象征性威胁(symbolic threat)"——当边缘群体主动重构标签含义时，优势群体潜意识里将其视为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挑战。

最发人深省的是Study 4的发现：那些强烈认同"社会地位差异具有合理性"的观察者(status-legitimizing ideologies endorsers)，对自我标签者的惩罚程度高达普通观察者的2.3倍。这表明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会本能地抵制任何可能动摇其合法性的符号重构尝试。

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标签应对策略的双重效应机制。在理论层面，研究突破了传统污名研究的单向视角，建立了"标签重构-认知转变-社会代价"的完整解释链条；在实践层面，研究警示单纯鼓励边缘群体"自我赋权"可能适得其反——除非同步改变优势群体的威胁感知机制。正如研究者Gloria Danqiao Cheng等指出的，真正的去污名化需要双管齐下：既要帮助污名化群体掌握标签话语权，也要通过接触教育消解优势群体的防御心理。这些发现为平权运动、组织多样性管理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