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反馈与认知偏差对气候变化减缓行为的交互影响：基于碳足迹信念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通过全国代表性调查实验，探讨比较反馈(comparative feedback)如何通过修正个体对自身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相对认知偏差(belief bias)，影响其减排意愿(WTPM)。发现三分之二受访者存在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反馈信号正向性决定行为响应方向，揭示"均值背离"(divergence from the mean)新现象，为气候政策设计提供认知心理学依据。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尽管科学界对减排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个体减排行为与公共政策目标之间始终存在巨大落差。传统政策工具如碳税、技术补贴等虽有效但实施阻力大，这使得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nudge)策略备受关注。其中，通过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干预——特别是告知个体其行为与他人比较结果的比较反馈(comparative feedback)——在能源节约等领域已显现效果，但其在纯公共品(pure public good)领域的适用性及作用机制仍不明确。更关键的是，个体对自身环境影响的认知偏差(belief bias)可能成为干预效果的"调节器"，这一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检验。

德国Psyma市场研究公司的Valeria Fanghella与Joachim Schleich团队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发表的研究，通过精巧的行为实验设计破解了这一难题。研究人员采用分层抽样获取德国成年人口代表性样本(N=1,825)，创新性地将碳足迹计算、信念激励性测量(incentivized belief elicitation)与改进版独裁者游戏(modified dictator game)相结合。首先基于家庭能源消费数据构建个体碳足迹分布，随后通过有偿问卷准确测量受访者对自身排百分位(percentile)的认知偏差，最后随机给予不同框架的比较反馈（强调优于或劣于他人的比例），并以购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配额意愿作为减排努力(mitigation efforts)的客观指标。

样本与程序

研究通过配额抽样确保样本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地域分布上的代表性，采用筛查问题排除能源消费数据不完整的受访者。碳足迹计算涵盖除航空旅行外所有主要温室气体(GHG)排放活动，通过将绝对排放量转换为全国分布百分位实现标准化。

信念分布

图3A显示受访者普遍存在系统性认知偏差：实际分布与理论准确分布(10%分界线)显著偏离，多数人将自身定位在30-50百分位区间，证实"乐观偏差"(低估自身排放)占主导(2/3受访者)，仅1/3存在悲观偏差。这种误判程度远超既往对收入、能源消费等领域的认知偏差研究。

实证模型

针对25%零支付意愿(WTP=0)的删失数据特征，采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分别建模参与减排决策(第一栏)与支付强度(第二栏)。核心发现包括：比较反馈整体无显著效应，但存在基于排放水平与偏差方向的异质性。当反馈传递亲社会性(prosociality)正向信号时——包括低排放者(实际百分位<50)获悉自身表现优于他人，或悲观偏差者发现实际排放低于预期——会显著提升减排努力，尤其当两种正向信号叠加时效应最强。相反，高排放者或乐观偏差者面对负向反馈时，表现出行为惰性或轻微回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导致减排努力分布呈现"均值背离"而非经典的"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

这项研究在方法论上开创性地将环境经济学与行为决策理论融合，其发现对气候政策制定具有三重启示：首先，证实纯公共品领域的社会规范干预需考虑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这解释了为何既往基于能源消费(impure public good)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外推。其次，识别出"信号方向性"这一关键机制——正向信号强化行为而负向信号无效甚至有害，这与收入再分配、认知能力等领域的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研究形成理论呼应。最后，提出的"均值背离"现象挑战了环境行为干预的经典范式，暗示简单提供比较信息可能加剧不同排放群体间的行为分化。

研究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在碳足迹认知普遍存在乐观偏差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谨慎设计反馈内容，对低排放群体可强化正向激励，而对高排放群体可能需要结合其他干预策略。正如作者强调，当减排行为缺乏经济回报时，单纯依靠社会比较信息效果有限，这为理解《巴黎协定》下自愿减排机制的局限性提供了微观基础。未来研究可拓展至跨文化比较，探索不同社会规范强度下认知偏差与行为响应的变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