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作为后增长经济学家：重新评估其经济思想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启示

本文重新评估了J.M.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关键观点，揭示了其与后增长经济学的契合点。研究聚焦凯恩斯对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后增长经济转型的双重思考，探讨了其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激进愿景。通过分析凯恩斯1930年《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等著作，研究发现其思想为现代应对气候危机、重构经济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尤其批判了主流"绿色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提出了更具变革性的后增长路径。

　　

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矛盾凸显的当下，经济学界正重新审视传统发展范式。主流经济学将GDP增长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却忽视了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困境促使学者们追溯经济思想史，寻找替代性理论框架。其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思想中蕴含的后增长维度长期被忽视。

凯恩斯1930年的开创性论文《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预言：经济增长只是通向"后稀缺"社会的过渡阶段。他预计到2030年，技术进步将使周工作时间缩短至15小时，人类将从"经济必需性的隧道"走向以艺术和休闲为核心的"日光"生活。这种愿景与当代后增长经济学（Post-growth economics）的核心主张惊人地吻合——都质疑无限增长的可能性，主张重构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

研究通过文本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凯恩斯主要著作中关于长期经济转型的论述。在《通论》中，凯恩斯将"爱钱癖"诊断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疾病；在《国家自足论》中批判全球化对自然美的破坏；其未完成的"理想社会共和国"构想更暗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这些思想碎片被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与当代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形成对话。

研究发现凯恩斯思想存在三重张力：首先是他对资本主义"浮士德式交易"的矛盾态度——既承认短期增长的必要性，又期待其自我否定；其次是他低估了资本积累的持久性，未能预见新自由主义对平等分配的逆转；最重要的是其改革方案的局限性，如拒绝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绿色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陷入增长悖论。

研究特别批判了当前流行的"绿色凯恩斯主义"（Green Keynesianism）方案。这种试图通过绿色基建投资实现"良性增长"的思路，本质上延续了凯恩斯反对的稀缺性叙事。相比之下，凯恩斯原始论述中关于绝对需求与相对需求的区分，以及工作伦理批判，为更激进的去增长（Degrowth）策略提供了思想资源。研究建议将舒马赫（E.F. Schumacher）的"佛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结合，构建强调工作意义重构的后增长范式。

在方法论层面，研究采用了思想史语境分析法，将凯恩斯文本置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背景中解读；运用比较分析法，将其与穆勒（J.S. Mill）的稳态经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进行跨时空对话；通过政策批判方法，评估了凯恩斯主义在气候政策中的当代适用性。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凯恩斯的真正遗产在于其辩证的历史观——将资本主义视为通向更好社会的过渡阶段。这种视角对当前气候危机具有双重启示：既需要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来推动绿色转型，更需要其颠覆性的长期愿景来突破增长意识形态。论文最终呼吁发展一种"后凯恩斯后增长经济学"，在保留其制度创新精神的同时，克服其对资本权力的妥协性。

这项发表于《Ecological Economics》的研究，通过激活经济思想史上被遗忘的线索，为突破当代环境治理困局提供了新思路。其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史的重构，更在于为气候运动提供了将短期政策与长期转型结合的理论工具，彰显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应对现实危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