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生命意义与死亡准备度的关联机制及中介效应研究

本研究针对晚期癌症患者死亡准备度普遍偏低的临床痛点，创新性地探索了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通过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影响死亡准备度(Death Preparedness)的心理机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团队通过1100例横断面研究发现：面对型应对与生命意义正向预测死亡准备度(r=0.32)，回避型应对呈负相关(r=-0.41)，生命意义在应对方式与死亡准备度间起部分中介效应(β=0.24)。该成果为肿瘤姑息治疗提供了可操作的心理干预靶点，发表于《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当全球每年新增2000万癌症病例、死亡人数达970万时，晚期患者的生命末期质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显示，尽管医疗技术进步延长了部分患者的生存期，但晚期癌症患者仍面临剧烈躯体疼痛和心理困扰的双重打击。更严峻的是，临床研究发现这些患者普遍存在死亡准备度不足的现象——这种涵盖认知、情感和社会维度的综合状态，恰恰是影响生命终末质量的关键因素。

为破解这一临床困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敏锐地注意到，患者在面对死亡威胁时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有人选择积极面对(Confrontation)，有人习惯回避(Avoidance)，还有人陷入消极接受(Resignation)。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他们对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的感知？进而又如何塑造其死亡准备度(Death Preparedness)？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科学命题。

研究团队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设计，从湖北和安徽7家医院纳入1030例晚期癌症患者。通过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生命意义量表(MLQ)和死亡准备度量表(DPS)的系统评估，结合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三个关键发现：首先，面对型应对与生命意义呈现显著正相关(r=0.47)，而回避型应对则与生命意义负相关(r=-0.38)；其次，死亡准备度与面对型应对(r=0.32)、生命意义(r=0.51)正相关，与回避型应对负相关(r=-0.41)；最重要的是，中介分析证实生命意义在应对方式与死亡准备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解释率达34.7%。

在方法学层面，研究团队通过便利抽样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大样本队列（n=1030），采用经过汉化验证的标准化量表确保测量效度，并运用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的稳健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控制了年龄、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等混杂因素，使结论更具临床参考价值。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丰富的发现：

1. 人口学特征：样本中52.14%为男性，64.20%患者年龄≥55岁，78.34%家庭月收入低于6000元，肺癌占比最高(32.33%)。

2. 相关性分析：面对型应对与死亡准备度呈正相关(β=0.29, p<0.01)，回避型应对呈负相关(β=-0.33, p<0.01)，而消极接受型应对无显著关联。

3. 中介效应：生命意义在应对方式与死亡准备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面对型应对的间接效应值为0.12(95%CI:0.08-0.17)，回避型应对为-0.09(95%CI:-0.13至-0.05)。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这些发现的临床价值：从理论层面，研究验证了意义重建理论(Logotherapy)在终末期医疗场景的适用性，证实生命意义是心理适应过程的核心调节因子；在实践层面，为开发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了明确靶点——通过认知行为疗法(CBT)增强面对型应对能力，结合存在主义疗法强化生命意义感知，可能显著提升患者的死亡准备度。

这项研究的重要突破在于首次系统揭示了应对方式通过生命意义影响死亡准备度的心理机制，为肿瘤姑息治疗领域提供了可量化的干预路径。正如作者强调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一机制的普适性，并开发基于证据的标准化干预模块。该成果不仅对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终末质量具有直接指导价值，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宁疗护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