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在中国法律文本中确立“野生动物”这一类别

《The European Zoological Journal》：Establishment of the category of “wild animals” in Chinese legal texts

本文系统分析中国“野生动物”法律范畴的界定问题，指出需基于科学进化理论构建排除式定义，明确排除传统家畜及驯化犬猫，同时完善野生动物清单动态更新机制与溯源监管体系，以解决现行法律中定义模糊、分类冲突及监管漏洞等结构性缺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当今社会，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及其保护范围是生态保护、资源管理以及法律执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其法律体系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旨在系统分析中国野生动物法律定义的现状、问题及其改进方向，探讨如何通过科学视角构建更完善的法律框架，以实现野生动物的全面保护与合理利用。

### 野生动物法律定义的争议与现状

在中国，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尚未形成统一和清晰的标准。目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列出了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类，并规定了其物种范围，但并未对“野生动物”这一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长期以来，法律体系未能有效区分野生动物与圈养动物之间的差异，导致在实际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出现诸多困惑。例如，某些人工繁殖的动物被错误地归类为野生动物，引发社会对法律适用范围的质疑。

在学术界，关于“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基于常识的理解，认为野生动物是指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而家养动物则是在人类居住环境中被驯化的物种。这种定义方式较为直观，但缺乏科学性和法律适用性，容易导致执法上的混乱。另一种观点则借鉴了现代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主张根据动物的驯化程度来界定其法律属性。该观点认为，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并非绝对的界限，而是存在一个渐进的过渡过程。这种科学视角更符合当前生态保护的实际需求，但其操作性也面临一定挑战。

尽管中国在2020年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决定》，试图从法律层面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但该决定并未解决“野生动物”法律定义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在法律文本中科学、准确地界定“野生动物”的范围，成为当前法律完善的重要任务。

### 野生动物的多重价值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野生动物不仅具有生态价值，还涉及经济价值和安全价值。在生态保护方面，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而在经济层面，野生动物资源在某些地区具有重要价值，如野生动物制品、生态旅游等。然而，过度开发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寻求平衡。

从安全角度来看，野生动物的保护也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近年来，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消费引发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如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其源头与野生动物的不当利用密切相关。因此，建立科学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安全，也能有效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风险。

### 野生动物分类与法律适用的挑战

在实际操作中，野生动物的分类和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分类上较为笼统，未能充分考虑野生动物与人工繁殖动物之间的区别。一些学者认为，应将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以防止其被误认为普通家养动物，从而逃避监管。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做法可能超出公众的认知范围，导致法律执行的难度增加。

此外，野生动物的分类标准还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不同地区对“野生动物”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使得法律定义在不同地域和情境下难以统一。例如，某些地区可能将城市中的流浪动物视为“野生动物”，而另一些地区则认为这些动物属于家养动物范畴。这种分歧不仅影响法律的适用性，也可能导致执法不一致，进而削弱法律的权威性。

### 野生动物保护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为了更好地实现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需要加强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例如，中国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时，应考虑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但这些法律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冲突和不协调。

此外，野生动物的保护还需要与国际法接轨。中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缔约国，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落实CITES的相关规定。例如，对于列入CITES附录的野生动物，中国应明确其法律地位，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外来物种，如入侵性动物，也需要在法律上加以区分，以防止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 野生动物名录的完善与更新机制

野生动物名录是法律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时效性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施效果。然而，目前中国的野生动物名录尚未完全适应新的生态保护需求。例如，名录中某些物种的分类和保护等级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导致法律保护力度不足或过度。因此，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名录更新机制，确保名录能够反映最新的生态保护需求。

名录的更新还应考虑人工繁殖动物的法律地位。一些学者认为，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不应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而应与野生种群一同受到保护。然而，这一观点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如何界定人工繁殖动物的“野生”属性，以及如何在法律上区分野生种群与人工繁殖种群。因此，需要在名录中明确区分这两类动物，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

### 野生动物追踪与监管机制的建立

为了确保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建立完善的野生动物追踪和监管机制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在野生动物追踪方面仍存在较大不足，缺乏统一的标识管理措施和有效的监管手段。例如，某些野生动物的来源和流向难以追踪，导致非法交易和消费难以被有效遏制。

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加严格的野生动物标识管理制度，并加强对其的监督和检查。通过科学的标识技术，可以有效区分野生动物与人工繁殖动物，确保合法来源的野生动物不会被非法利用。此外，还应建立野生动物人工繁殖的登记和备案制度，以便对人工繁殖动物的来源和用途进行有效管理。

### 未来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议

在未来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应进一步完善法律定义，明确野生动物的科学分类标准，并建立更加系统的保护体系。首先，建议采用科学视角，根据动物的驯化程度和生态适应性来界定其法律属性，以确保法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其次，应加强野生动物名录的更新机制，确保名录能够反映最新的生态保护需求，并与国际法接轨。

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野生动物追踪和监管机制，确保野生动物的来源和流向能够被有效监控。通过科学的标识管理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可以有效防止非法交易和消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同时，应加强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确保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总之，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和保护体系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以适应新的生态保护需求和社会发展形势。通过科学的分类标准、完善的名录更新机制以及严格的追踪和监管措施，可以有效提升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效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