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工作时间以减少与中国高温相关的损失及地区差异的潜力：一项建模分析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Potential of shifting work hours for reducing heat-related los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a modelling analysis

中国调整工作时间可减少高温对户外劳动力生产率的影响，不同气候情景下减排潜力差异显著，北方及中低收入省份受益更明显。

　　气候变化的加剧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与高温相关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方面。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调整工作时间已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适应措施，以减少户外工作者暴露在高温环境下的风险。然而，关于这种适应措施在减少劳动生产率损失和经济影响方面的潜力，以及其在未来可能如何变化，目前仍存在许多未知之处。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了解这些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推动适应措施的实施，并制定全面的策略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剩余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建模方法，评估调整工作时间在中国国家和省级层面减少高温相关劳动生产率损失和经济损失的潜力。

本研究采用了中国混合能源与经济研究模型（CHEER），这是一个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用于量化从2020年到2100年间高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损失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使用了NASA的地球交换全球每日降尺度预测数据集，结合了CMIP6（第六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下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与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情景。具体而言，研究考虑了三种气候情景：SSP1-2.6（全球升温低于2°C，碳排放较低）、SSP2-4.5（全球升温约2.7°C，代表当前的排放趋势）以及SSP5-8.5（全球升温约4.4°C，碳排放较高）。此外，还设计了三种适应情景（SSP1-2.6_shift、SSP2-4.5_shift、SSP5-8.5_shift）以及三种对照情景（SSP1-2.6cf、SSP2-4.5cf、SSP5-8.5cf），后者保持2020年的损失水平不变。通过比较这些不同情景下的结果，研究评估了调整工作时间的适应措施在减少损失方面的潜力，并估算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研究发现，调整工作时间能够显著降低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SSP2-4.5情景下，到2100年，调整工作时间可将全国户外劳动生产率损失减少26.2%（不确定性范围24.8-28.5%），使剩余GDP损失从4.3%降至3.8%。在SSP1-2.6情景下，这种适应措施的潜力进一步提升，预计可减少31.0%（不确定性范围30.1-34.1%）的劳动生产率损失。这表明，随着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增加，调整工作时间的适应措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即使采取了积极的减缓措施和最有效的适应措施，研究结果也显示，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仍然无法完全消除。

从区域角度来看，调整工作时间对经济影响的减少潜力存在显著差异。北方地区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其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损失减少比例更高。例如，在SSP2-4.5_shift情景下，青海和黑龙江的劳动生产率损失减少潜力分别达到67.4%和51.8%。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其潜力较低，如海南和广东的减少潜力分别为17.9%和19.2%。此外，低收入地区，尤其是农业人口较多的地区，如广西、贵州、海南和江西，预计在调整工作时间后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损失减少。而在高收入地区，如北京和上海，这种措施的潜力相对较小，预计减少的经济损失仅占GDP损失的9.4%和7.7%。

本研究还揭示了调整工作时间在减少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潜力。通过将工作时间调整到清晨，可以有效降低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高温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然而，研究也指出，这种措施无法改变经济损失的分布模式，也就是说，经济损失仍然主要集中在低纬度地区。因此，对于这些地区，除了调整工作时间外，还需要采取其他适应措施，如增加户外遮阳设施和提升公众对高温防护的意识，以更全面地应对高温带来的经济影响。

此外，研究强调了适应措施与减缓措施之间的协同效应。在高排放情景（SSP5-8.5）下，即使采取了调整工作时间的措施，仍然预计会有13.7%的GDP损失（不确定性范围9.1-16.2%）。然而，在低排放情景（SSP1-2.6）下，通过同时实施减缓和适应措施，GDP损失预计可降至2.0%（不确定性范围0.9-2.6%），相当于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2020年支出的54%（约3030亿美元）。这表明，仅依靠单一的适应措施难以完全消除高温带来的经济影响，因此需要同时推进减缓措施和适应策略。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注意。首先，由于数据可得性和计算能力的限制，研究使用了每日数据和WBGT 4+4+4方法来估算每小时的湿球黑体温度（WBGT），这可能会引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不会影响关键结论。其次，研究仅以日出作为调整工作时间的上限，忽略了人工照明的潜在作用，而使用人工照明进行户外农业活动面临实际和经济上的挑战。此外，调整工作时间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家庭和社会支持、个人睡眠习惯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本研究提供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最大潜力估算，而非实际可行的方案。最后，研究未考虑调整工作时间可能对劳动者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昼夜节律紊乱、心血管问题和心理疾病等。这些健康问题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劳动生产率，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和缺勤率上升。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全面地考虑劳动者的健康因素，并采用更细致的模型来减少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本研究提供了关于调整工作时间在中国减少高温相关劳动生产率损失和经济影响的可靠估算。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适应措施与减缓措施之间的协同关系，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制定更有效策略以保护劳动者免受高温影响的参考依据。同时，研究强调了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时，采取综合性的适应和减缓措施的重要性。对于低纬度地区，尤其是那些经济相对落后、农业人口众多的地区，调整工作时间应与其他适应措施相结合，以更有效地减少高温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对于高收入地区，应更加重视减缓措施的实施，以降低碳排放并制定综合的适应策略，保护室内和室外工作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