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风险管理中的战略决策制定：风险态度、战略转变及对台湾政策的影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 Wildfire Risk Management: Risk Attitudes, Strategy Shif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aiwan

台湾地区 wildfires 应对策略研究（2004-2023）：基于历史数据和离散选择实验（DCE），发现全面扑灭策略（FS）倾向显著，表现为单位面积人员部署增加和扑灭时效缩短。决策者呈现风险规避特征及非线性概率权重，资源分配过度侧重低概率高可见性灾害防控。研究揭示机构惯性、短期优先及社会政治压力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调整空间。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野火的频率和强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虽然拥有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但近年来野火风险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威胁，也对人类社会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构成了重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台湾野火管理策略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过去二十年（2004-2023年）的野火响应记录，并结合离散选择实验（DCE）调查，揭示了台湾野火管理中的一些关键特征与趋势。

研究发现，台湾的野火响应策略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向全面扑灭（Full Suppression, FS）方向倾斜。这种趋势体现在扑灭每单位燃烧面积所需投入的人员数量增加，以及对火势的控制时间缩短。在面对多属性权衡时，野火管理人员表现出较强的避险倾向，倾向于选择能够保障稳定性和减少结果不确定性的策略，即使这些策略未能最大化整体效益。这种行为模式反映出资源分配存在一定的失衡，即更多地倾向于应对高关注度、低概率但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而非全面优化风险与效益的平衡。尽管如此，研究也表明，台湾在野火管理策略上仍存在一定的适应潜力，特别是在荒野流域区域，管理人员对风险的规避态度有所缓解，并且对人员安全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对环境资源损失的重视。例如，调查显示，管理人员愿意支付约169万新台币来防止每1000次野火事件中的一次人员伤亡，这一数据反映出对人员安全的优先考虑。

在野火管理的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信息的不完整性以及时间压力，迫使管理人员在多个维度之间做出权衡。在面对野火时，管理人员必须权衡减少对自然和社会资源损害的收益与因采取激进扑灭措施而增加人员伤亡风险的代价。随着科学研究对野火制度变化及其对生态影响的深入探讨，目前对于野火管理策略制定过程的理解仍然有限，特别是在人员部署数量和扑灭行动的决策机制方面。已有研究指出，火灾威胁的人类财产数量、火天气状况和火势行为是影响扑灭资源分配的主要驱动因素，导致扑灭策略趋向于受限的全面扑灭模式。

尽管地理和气象因素在野火管理策略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地区之间管理实践的差异。在决策过程中，社会和制度性压力、管理团队的风险态度差异以及对启发式方法的过度依赖，都是影响野火管理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不同风险态度的管理人员可能会在执行标准政策时产生冲突，特别是在这些政策与不同机构规范或个人决策因素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风险规避型的管理人员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保障稳定性和减少结果不确定性的策略，即使这些策略可能带来较低的回报。此外，社会和政治压力往往促使扑灭投入的增加，从而限制了战略灵活性，导致“僵化陷阱”现象的出现。制度性障碍，如对传统做法的偏好、对创新的抗拒，以及对长期生态效益的低估，也可能影响决策过程，并加剧扑灭导向的管理挑战。

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时，以及人类在荒野区域的休闲和农业活动不断扩展，台湾的野火风险也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影响野火管理人员决策过程的潜在因素。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本文旨在实现两个目标：（1）通过分析过去二十年的野火响应记录，探讨台湾野火管理策略的时间演变；（2）通过基于调查的离散选择实验（DCE），评估台湾野火管理人员在面对多属性权衡时的偏好和风险态度。本文不仅借鉴了先前的研究框架，还进一步分析了台湾不同火险区域中管理人员的偏好异质性，并结合个人背景信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这些分析，本文试图揭示野火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并为台湾政府制定适应性的野火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本文采用了综合性的两阶段研究框架。第一阶段通过对政府野火记录数据的分析，探讨了过去二十年中台湾野火响应策略的变化趋势，包括扑灭行动的规模、人员部署的强度以及对火势控制的效率。第二阶段则利用离散选择实验（DCE）调查，评估了野火管理人员在面对不同野火响应属性时的偏好和风险态度。通过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本文不仅能够识别出野火管理策略的变化，还能够深入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研究发现，台湾的野火响应策略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演变趋势。从2004年至2023年，扑灭每单位燃烧面积所需的人员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对火势的控制时间也大幅缩短。这一趋势表明，台湾在野火管理上逐渐向更加积极主动的扑灭策略倾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野火风险。然而，这种策略的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气候变化、人类活动扩展以及社会和制度性压力等。例如，2021年台湾经历了一场极端且持续的干旱，导致野火季节异常严重，扑灭行动的规模和人员投入达到了过去二十年中的最高水平。这一事件凸显了气候变化对野火风险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野火管理策略在极端条件下的适应性需求。

在面对多属性权衡时，野火管理人员表现出较强的避险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扑灭策略的选择。例如，在资源分配方面，管理人员更倾向于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对高关注度、低概率但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进行有效控制，而对那些可能带来更大生态效益的自然火灾则表现出一定的忽视。这种倾向可能源于对风险的认知偏差，即管理人员对某些事件的主观关注度高于其实际发生的概率。此外，社会和政治压力也可能促使管理人员在扑灭行动上投入更多资源，以确保公众的安全感和政府的应对能力，从而形成一种“风险掩盖”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台湾的野火管理策略在整体上趋向于全面扑灭，但在某些特定区域，如荒野流域，管理人员对风险的态度有所缓解。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对野火管理策略的适应性调整，即在面对高风险区域时，管理人员更倾向于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平衡人员安全和生态效益。然而，这种适应性调整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制度性障碍、社会观念的固化以及对长期生态效益的忽视。因此，要实现更加可持续的野火管理策略，还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促进创新和适应性管理的实施。

此外，野火管理策略的制定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内部管理因素的制约。例如，野火管理人员的风险态度差异可能影响策略的执行效果，而社会和政治压力则可能促使扑灭行动的过度投入。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野火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充满了挑战。因此，要实现更加科学和合理的野火管理策略，需要对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在野火管理的实践中，扑灭行动的效率和效果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员部署的及时性、资源调配的合理性以及对火势变化的响应速度。因此，提升扑灭行动的效率不仅需要增加人员和资源的投入，还需要优化决策流程，以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最优选择。然而，目前台湾的野火管理策略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在资源调配和人员部署的决策机制上。这可能与对野火管理策略的长期规划不足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对生态效益的重视程度不够。

为了实现更加可持续的野火管理策略，台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加强对野火管理策略的长期规划，以确保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时，能够制定出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应对措施；其次，优化资源调配机制，以确保在扑灭行动中能够合理分配人力和物力，避免资源的浪费和过度投入；再次，提升管理人员的风险认知能力，以减少因主观判断偏差而导致的策略失误；最后，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以提高社会对野火风险的认知，减少人为引发的火灾事件。

综上所述，野火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条件特殊、人口密度高、农业和休闲活动频繁的地区，其野火管理策略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分析过去二十年的野火响应记录和管理人员的偏好调查，本文揭示了台湾野火管理策略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台湾野火管理的现状，也为未来制定更加科学和合理的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同时，本文也指出，尽管台湾在野火管理策略上存在一定的适应潜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在制度、资源调配和人员部署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改进，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野火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