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疑与解决方案之间：尼泊尔灾害应对中现金援助的制度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Between skepticism and solution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ash assistance in Nepal's disaster response

台湾20年火灾应对策略显示转向全面扑灭，研究发现决策者风险厌恶显著，资源分配过度侧重人员安全（单次伤亡预防支付意愿达169万新台币），但存在区域适应性（荒野集水区风险规避减弱）。研究采用历史数据和离散选择实验，揭示决策非线性概率权重与制度惯性双重作用下的策略偏移，提出气候变迁下需平衡安全与生态效益的适应性管理方案。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野火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尽管台湾拥有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但近年来野火的脆弱性却在上升，这促使研究人员对野火管理策略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通过分析过去二十年（2004-2023年）的野火应对记录，并结合离散选择实验（DCE）调查，探讨了台湾野火应对策略的演变及决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野火应对策略正向全面扑灭（FS）方向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单位面积燃烧所投入的人员数量增加，以及火势控制时间的缩短。在面对多属性权衡时，决策者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和非线性概率权重。台湾的野火管理人员通常更倾向于选择能够确保稳定性和最小化结果变异性的扑灭策略，即使这些策略未能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揭示了资源在缓解高关注度、低概率的灾难性事件上的过度分配，而忽视了整体风险与效益的优化。尽管存在这种对FS策略的偏好，但研究也表明台湾在野火管理方面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例如在荒野集水区的决策中风险规避程度有所降低，同时对人员安全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对环境资源损失的担忧（愿意支付约169万新台币来避免每千次野火事件中的一名伤亡）。这项研究为台湾及其他类似地区的野火管理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强调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进行战略适应的可能性，但也指出样本代表性与跨地区推广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野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这主要归因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社会面临长期且深远的威胁。与此同时，荒野-城市界面（WUI）地区的住房发展分散，增加了人类活动与可燃物的互动，从而提升了野火的引发可能性以及对生命和财产的潜在损失。随着区域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向荒野地区扩展，政府通常采取全面扑灭策略，以保护人类社区，无论自然资源的效益、燃烧条件或天气预报如何。虽然这些积极的扑灭策略在短期内可能减少潜在危害，但它们也无意中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即扑灭响应的增加导致野火风险的进一步上升，这正是研究人员所称的“灭火陷阱”。

尽管加强扑灭措施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损失，但它们往往导致长期的燃料积累。这种积累随后创造了高度易燃的环境，引发了对这类措施长期效果和可持续性的质疑。考虑到野火的自然资源效益，如减少燃料负载和恢复自然火循环，全面扑灭策略并非唯一的选择，并且在一些国家已有所软化。例如，美国在1935年实施了“10点政策”，要求在次日10点前扑灭所有非计划性野火；1968年推出了“允许燃烧政策”，允许非计划性野火在指定的荒野区域燃烧；2009年则制定了“联邦荒野火灾政策”，为扑灭和资源效益目标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类似地，澳大利亚在2012年发布了“国家野火管理政策声明”，而西班牙在2022年制定了“荒野火灾管理战略指南”，这些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对野火生态效益和综合策略的日益关注。然而，尽管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对自然资源效益的认可，全球范围内的野火应对策略仍然主要依赖于全面扑灭，这表明在野火应对决策过程中仍存在对管理实践理解的不足。

台湾虽然地处温暖湿润的东亚季风气候区，但其野火脆弱性源于复杂的地形-气候相互作用，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限制。此外，台湾的人口密度较高，且在山区有广泛的休闲和农业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野火风险。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野火脆弱性并减少潜在的灾难性事件，台湾政府不仅优化了防火策略，如开展教育宣传和加强执法监管，还强化了扑灭行动，如2001年引入空中灭火资源和2005年建立山区通信系统。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快速响应能力，以防止野火演变为大规模事件。然而，这些措施并未充分关注扑灭行动的风险管理或战略性的人员部署，使得在台湾野火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适应性策略变得更加脆弱。

野火应对决策本质上是复杂的，受到不完整信息和时间压力的影响，这要求决策者在多个维度之间进行权衡。管理者需要在减少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损害与降低因积极扑灭行动而带来的伤亡风险之间做出选择。随着科学研究对野火制度变化及其对生态影响的深入探讨，目前仍不清楚决策者是如何制定野火应对策略和人员部署数量的。已有研究表明，使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分析野火应对决策发现，受威胁的人类财产数量、火气象和火行为等因素在扑灭资源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因素也引导了对FS策略的依赖。

尽管地球物理因素对扑灭资源分配和应对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单独无法解释管理实践中的差异。许多潜在因素，如社会和制度压力、不同野火管理团队的风险态度差异，以及对启发式方法的过度依赖，都显著影响了野火管理决策。具体而言，野火管理人员之间的风险态度差异可能导致在标准化方法不适应不同制度规范和个体决策因素时出现政策执行冲突。风险规避型管理者通常更倾向于选择能够确保稳定性和最小化结果变异性的策略，即使这意味着接受较低的回报。此外，社会和政治压力常常促使扑灭支出的增加，从而降低战略灵活性，并导致“僵化陷阱”的形成。制度性障碍，如特定的应急响应团队配置、偏好传统实践而非创新的惯性，以及短期优先事项忽视长期生态效益，也可能影响决策过程并加剧扑灭导向的挑战。针对识别潜在制度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些因素如何调节野火管理人员的决策过程。这种深入的理解可能有助于从社会福利和生态角度防止次优结果，并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推动可持续的野火共存策略。

开发能够优化社会和生态资源效益的综合野火管理策略，是提高应对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一过程需要对影响决策的复杂因素有全面的认识。台湾作为一个面临类似挑战的野火多发地区，凸显了这一需求。虽然台湾面临与其它野火多发地区相似的问题，但野火在台湾社会中仍被视为相对陌生的环境事件，因此台湾在野火管理人员决策研究方面的成果仍不如传统野火多发国家。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以及荒野地区人类休闲和农业活动的扩展，台湾野火风险持续上升，这促使了对影响野火管理人员决策的潜在因素的深入研究。为了填补这些知识空白，本研究旨在：（1）通过分析过去二十年每次野火事件中扑灭人员的部署记录，探讨台湾野火应对策略的时间变化；（2）通过基于调查的离散选择实验（DCE）评估台湾野火管理人员在面对多属性权衡时的偏好和风险态度。在借鉴以往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不仅探讨了台湾野火管理人员的非线性概率权重和非风险中性态度等潜在因素，还研究了台湾多样化的野火多发区域和人员背景信息下的偏好差异。通过分析这些各种潜在因素，本研究试图捕捉野火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并协助台湾政府制定更具适应性的野火管理策略。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包括研究区域、DCE问卷设计以及统计和实证建模方法。第三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分析野火应对策略的时间演变以及台湾野火管理人员的风险态度和战略偏好。第四部分对这些发现进行解读，探讨潜在驱动因素、评估其对实际操作的影响，并识别台湾在野火管理方面适应性策略的机会。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的关键发现，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