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文化方法对墨西哥城周边水景观可持续规划的贡献：以墨西哥城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为例

为解决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水景观管理中生态与社会文化维度割裂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生物文化方法（biocultural approaches）在墨西哥城马格达莱纳河（Magdalena River）流域规划中的应用研究。通过理论框架分析和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揭示了现行政策忽视多元领土性（territorialities）和社会环境不公（socioenvironmental injustices）的问题，提出整合生物文化视角可促进更具包容性的水景观管理政策。该研究为拉丁美洲高生物文化多样性地区的可持续规划提供了新范式。

　　

在21世纪全球城市化浪潮中，墨西哥城大都会区（MCMA）作为全球第七大人口密集区，正面临严峻的水资源危机。这座建在古湖床上的超级都市，曾拥有46条河流和5大湖泊的水系网络，却在殖民时期的排水政策和20世纪无序扩张中丧失殆尽。如今，仅存的马格达莱纳河作为城市唯一的地表饮用水源，其上游流域承载着碳储存、水源涵养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更是当地原住民文化认同的根基。然而，快速蔓延的城市用地与保护政策间的矛盾，使得这片生物文化热点区域陷入生态退化与社会边缘化的双重困境。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可持续发展科学项目的研究人员Bibiana Monsivais Montoliu和Itzkuauchtli Benedicto Zamora Saenz在《Landscape Ecology》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生物文化方法对墨西哥城周边水景观可持续规划的潜在贡献。通过理论框架梳理和参与式制图（结合12-32名当地社区成员的深度访谈），研究发现现行政策存在三大断层：生态保护与社会文化保护割裂、历史领土权属争议未解决、原住民知识体系被忽视。尤为关键的是，研究揭示了马格达莱纳河流域内农业社区（ACMA）通过神圣遗址、纳瓦特尔语地名（Nahuatl toponyms）和传统生态知识构建的多元领土性，与政府主导的"技术正确但文化脱节"的保护计划形成尖锐对立。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1）政策文献分析（1932-2022年联邦/州级法规）；2）参与式制图（识别文化-自然关系的符号、认知、实践和伦理政治维度）；3）历史生态学方法（追溯殖民时期土地权属变迁）。样本来源于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上游的ACMA社区成员，该群体拥有流域70%土地的社会所有权（social property）。

研究结果

生物文化范式：理解墨西哥城周边水景观复杂性的潜在途径

理论分析表明，生物文化方法能同时捕捉到：1）ACMA社区将河流视为"生命实体"的宇宙观；2）通过真菌多样性（74种）和藻类（108种）监测水质的地方知识；3）药用植物（195种维管植物）的传统利用体系。这与欧洲景观公约（ELC）单纯强调"美学满意度"形成鲜明对比。

马格达莱纳河周边水景观中的生物文化映射

参与式制图发现流域内存在：1）La Coconetla等与特拉洛克神（Tlaloc）崇拜相关的神圣遗址；2）17种受威胁物种（如特有种Xenospiza baileyi鸟类）的传统监测方法；3）社区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不公（1945年600公顷水源地被强行划归市政）。这些元素构成"活的景观"，但被2008年《流域总体规划》完全忽视。

欠水景观债的超级都市

政策分析显示矛盾重重：1）1932年《森林保护区》法令与1947年《马格达莱纳河保护区》法令边界重叠；2）现行《生态公园计划》将原住民参与降格为"旅游吸引点"；3）2022年《生物文化遗产法》虽明确定义却无执行细则。更严峻的是，城市每日从该流域"盗取"200升/秒水源却无补偿机制。

结论与意义

研究提出生物文化方法能破解墨西哥城水管理的三大困局：1）通过承认多元领土性（如ACMA社区的仪式性用地权），可化解保护政策与社区抵抗的僵局；2）揭露历史性水资源掠夺（如Cieneguillas泉眼征收事件），为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提供法理依据；3）将传统知识（如通过Pseudoeurycea altamontana蝾螈监测生态健康）纳入管理框架，提升政策文化适切性。

该研究对全球快速城市化地区具有范式意义：1）证实参与式制图能有效捕捉非西方认知体系中的景观价值；2）首创将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伦理政治维度融入景观政策设计；3）为《生物文化景观保护地》立法提供墨西哥城范本。正如作者强调，当城市60%供水依赖地下水时，忽视水源地的文化维度不仅是伦理失误，更是生态安全战略的致命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