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周到汉代：四川罗家坝遗址农业考古揭示巴人饮食经济转型与文化融合

为解决巴文化区农业经济演变机制问题，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团队对罗家坝遗址（2020-2022）开展系统浮选分析，揭示东周至汉代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麦（Triticum aestivum）稻（Oryza sativa）比例上升的作物组合，结合动物遗存与工具证据，证实巴人形成农耕-渔猎为主的混合生计模式，为西南地区文化融合提供关键实证。

　　

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迥异却又密切互动的古老王国——巴国。这片被长江支流环绕的土地，自东周时期便是连接南北文化的十字路口，却在历史文献中鲜有详实记载。更令人困惑的是，当秦帝国于公元前316年征服巴地后，这个以渔猎闻名的族群如何适应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他们的饮食结构是否随着政权更迭而改变？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古学界，因为此前对巴人经济模式的研究仅能依靠零星石器推测，缺乏直接的植物考古证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选择罗家坝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巴文化聚落作为突破口。通过对2020至2022年发掘获得的292份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浮选（flotation），研究人员首次揭开了巴人"餐桌上的革命"。这项发表在《Quaternary International》的研究显示，战国时期的巴人主要依赖耐旱的粟（Setaria italica）作为主食，辅以黍（Panicum miliaceum）和少量水稻（Oryza sativa）。但到西汉时期，小麦（Triticum aestivum）的比例显著提升至13.2%，水稻占比也翻倍增长。这种作物组合的变化暗示：秦统一后，源自中原的旱作农业技术加速传入，而当地特有的渔猎传统仍通过出土的大量网坠、鱼钩等工具得以延续。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对墓葬器物（105份）和灰坑等遗迹（187份）进行差异化采样（平均3.4L vs 26.1L）；2）采用桶浮选法分离炭化种子；3）通过显微镜鉴定1,161粒作物种子；4）结合出土石刀、骨镞等生产工具进行多证据链分析。

【作物组合演变】
战国时期粟占绝对主导（85.7%），西汉时降至68.4%，同时小麦从4.8%增至13.2%。水稻虽总量少，但出土概率（ubiquity）从14.3%升至31.6%，反映其种植范围扩大。这种变化与汉帝国"劝课农桑"政策相呼应。

【生计模式重构】
炭化木屑密度（0.68g/10L）低于成都平原同期遗址，暗示森林开发程度较低。动物考古显示渔猎占比高达60%，而家畜仅见猪、狗，证实《华阳国志》"巴人善捕鱼"的记载。石镰与磨盘等工具佐证谷物加工链完整。

【文化适应机制】
研究提出"二元驱动"模型：一方面，巴人保持山地旱作传统（粟、黍）；另一方面，通过长江水系引入水稻种植，并吸收中原的小麦栽培技术。这种弹性适应策略为理解边缘族群如何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提供了鲜活案例。

该研究不仅填补了巴文化区植物考古空白，更揭示出帝国扩张背景下地方生计策略的调适过程。当秦始皇的驰道延伸至四川丘陵时，巴人没有简单抛弃传统，而是将新的作物纳入既有经济体系——这种文化融合的智慧，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微观缩影。值得注意的是，罗家坝遗址中始终未发现《史记》记载的"巴盐"，暗示食盐贸易可能并非该聚落的经济支柱，这对重新审视巴国地域差异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