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早期DDT暴露与成年期生殖系统癌症风险升高：基于台湾历史人群队列的实证研究

为解决早期生命阶段暴露于杀虫剂DDT是否增加成年期生殖系统癌症风险这一关键问题，研究人员利用台湾1952-1957年疟疾防控期间大规模DDT喷洒的历史队列，通过全国健康保险数据库(NHIRD)追踪2,327,099名出生人口22年(2000-2022年)。研究发现每增加一次乡镇级DDT喷洒，女性乳腺癌(aHR:1.04)、子宫内膜癌(aHR:1.03)和卵巢癌(aHR:1.06)及男性前列腺癌(aHR:1.05)风险显著升高，呈现明显剂量-效应关系(p<0.0001)。该研究为亚洲人群提供了首个大规模证据，对仍在使用DDT防控疟疾的国家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全球疟疾防控战役中，一种名为滴滴涕(DDT)的有机氯杀虫剂被大规模使用。这种被称为"奇迹农药"的化合物虽有效控制了蚊媒传播，但其作为典型的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的特性逐渐显现——它能模拟雌激素作用，干扰人体正常激素功能，更因其在环境中难以降解的特性，可通过食物链富集并在人体脂肪组织中长期蓄积。1952-1957年间，台湾地区为应对战后疟疾大流行，开展了覆盖全岛93%乡镇的大规模室内滞留喷洒(Indoor Residual Spraying, IRS)行动，共施用247万公斤DDT，这为研究早期生命暴露的长期健康效应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自然实验场。

台湾大学精准环境医学实验室(PEM Lab)的研究团队利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创新性地将政府档案中的DDT喷洒记录与全民健康保险研究数据库(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NHIRD)关联，构建了包含232万余名1952-1958年出生人口的左截断队列。通过22年(2000-2022)的追踪，首次系统评估了亚洲人群中早期DDT暴露与成年期生殖系统癌症的关联。

研究采用三项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历史档案重建乡镇级DDT暴露矩阵(0-5次喷洒)；2)利用NHIRD识别81,592例生殖系统癌症；3)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校正混杂因素。在"研究人群"部分，团队精确锁定了胎儿期和婴儿期这一发育关键窗口，通过台湾省政府的原始喷洒记录实现暴露精准定位。"研究对象特征"显示队列性别比例均衡(男性50.3%)，平均年龄44.9±2岁，45.5%人群暴露于3次喷洒。

"讨论"部分揭示了三个重要发现：首先，女性乳腺癌风险随DDT暴露次数呈显著梯度上升，尤其在40-50岁发病高峰期间关联最强，支持发育起源假说(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其次，卵巢癌表现出最强的剂量-效应关系(aHR:1.06)，可能与其对雌激素信号通路的高度敏感性相关。第三，男性前列腺癌风险同样显著升高，提示DDT的类雌激素和抗雄激素双重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这是首个基于亚洲大规模人群的实证研究，为DDT的发育期编程效应提供了强力证据。尽管全球多数国家已禁用DDT，但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豁免条款，印度、南非等疟疾流行区仍在使用该药剂。因此，该发现不仅具有历史回顾价值，更对当前仍实施DDT喷洒地区的公共卫生政策具有直接指导意义。作者团队建议，在这些地区应建立暴露儿童的终身健康监测体系，并加速研发替代性疟疾防控手段。

论文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1)巧妙利用历史自然实验解决现代环境健康难题；2)突破既往研究多关注成人职业暴露的局限，聚焦发育关键期；3)首次系统评估多种生殖系统癌症风险。研究结果发表于环境科学顶级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为全球POPs管控政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