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少数族裔群体面临交通与职业噪声污染的叠加不公正：历史性红线政策与持续抵押歧视的影响

本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的交通噪声(>55 dBA)与职业噪声(>85 dBA)叠加暴露问题。通过地理空间模型分析7.2万人口普查区数据，发现西班牙裔和非裔社区同时暴露于两类噪声的几率最高达8.59倍(95% CI:7.38-10.0)，且1930年代红线政策与1990年代抵押歧视使此类区域噪声暴露增加1.55-1.83%。该研究为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与职业正义(Occupational Justice)政策制定提供了新依据。

　　

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环境健康危机正悄然蔓延——超过4600万美国人每日暴露于超标的交通噪声(>55 dBA)，同时2180万劳动者面临职业噪声(>85 dBA)威胁。这两种噪声源分别由不同机构监管(EPA负责环境噪声，OSHA监管职业噪声)，导致其叠加效应长期未被系统评估。更令人担忧的是，早期研究表明非白人群体可能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噪声负担，但既往研究往往割裂考察环境与职业暴露，未能揭示问题的全貌。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Exposure Science &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发表的最新研究，首次将两类噪声暴露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人员整合了美国交通部2018年全国噪声地图(NTNM)数据与团队开发的职业噪声暴露矩阵(NoiseJEM)，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在人口普查区层面(约7.2万个区域)量化了交通与职业噪声的叠加暴露情况。研究同时引入1930年代红线政策(HOLC)评分与1990年代抵押歧视数据，揭示了历史性结构种族主义对当代噪声暴露格局的深远影响。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DOT噪声地图与人口加权的交通噪声暴露评估；(2)整合美国社区调查就业数据与噪声职业暴露矩阵的职业噪声估计；(3)采用暴露风险比(ERR)量化种族差异；(4)构建多变量模型分析历史红线政策与当代噪声暴露的关联，控制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等混杂因素。

【种族与噪声污染的关联】
通过暴露风险比分析发现，少数族裔群体面临1.13倍(95% CI:1.12-1.13)的叠加噪声暴露风险，其中夏威夷原住民(ERR=1.20)、西班牙裔(ERR=1.16)和非裔(ERR=1.13)最为显著。都会区内少数族裔比例最高区域(Q5)同时暴露于两类噪声的几率是最低区域(Q1)的8.59倍，西班牙裔与非裔社区分别显示出3.75倍和2.30倍的超额风险。

【职业与交通噪声的差异】
细分暴露来源显示，职业噪声的种族差异(PR=1.24)比交通噪声(PR=1.09)更为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裔社区虽在职业噪声暴露中风险较低(PR=0.95)，却承受着最高的交通噪声负担(PR=1.16)，反映出不同族裔面临暴露类型的异质性。

【历史性结构种族主义的影响】
在12,823个历史红线政策覆盖区域中，1930年代HOLC评分每增加1分，叠加噪声暴露增加1.55%(无持续歧视区域)至1.83%(持续歧视区域)。这表明早期居住隔离政策通过限制少数族裔的居住选择与职业机会，造成了持续至今的环境健康不平等。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环境健康研究的局限，首次系统量化了"工作-生活"场景中的噪声叠加暴露。研究结果揭示：现行分散的监管体系(EPA与OSHA各自为政)导致最脆弱群体被双重暴露；历史性种族主义政策通过居住隔离与职业隔离的双重机制，持续影响着当代环境健康公平。研究者建议修订《噪声控制法》，赋予EPA协调职业与环境噪声监管的权限，同时强调地方政府应优先在历史红线区域实施降噪措施(如限速政策)，并消除抵押歧视以改善教育就业机会。这些发现为制定整合环境正义与职业正义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全球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噪声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