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微生物群衍生代谢物——癌症免疫治疗的关键调节因子

这篇综述系统阐述了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如SCFAs、BCFAs、BAs、色氨酸衍生物等）如何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如Treg、CD8+ T细胞）和肿瘤微环境（TME）影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异体干细胞移植（allo-SCT）和CAR-T细胞疗法的疗效。作者提出微生物代谢物可作为生物标志物和辅助治疗靶点，但需克服个体差异和抗生素干扰等挑战。

　　

微生物代谢物：癌症免疫治疗的隐形导演

肠道微生物组与宿主的共生关系远不止于消化。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微小生命体产生的代谢物竟是调控癌症免疫治疗的关键角色。从短链脂肪酸到胆汁酸，这些分子正在改写我们对肿瘤-免疫系统博弈的认知。

代谢物的免疫调节武器库

短链脂肪酸（SCFAs）如乙酸、丙酸和丁酸，是膳食纤维发酵的产物。它们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和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CR），既能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维持肠道稳态，又能增强CD8⁺ T细胞的记忆功能。有趣的是，在抗PD-1治疗中，粪便SCFAs水平高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显著延长，但在抗CTLA-4治疗中却可能通过抑制ICOS信号削弱疗效——这种"双面性"凸显了免疫治疗机制的复杂性。

色氨酸代谢产物则上演着更为戏剧化的故事。肠道细菌将色氨酸转化为吲哚衍生物（如ICA、IPA），通过芳香烃受体（AHR）通路促进干扰素-γ（IFN-γ）分泌，显著增强抗PD-L1效果。而肿瘤微环境中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产生的犬尿氨酸却会诱导T细胞功能障碍，这种"代谢竞争"成为联合治疗的新靶点。

胆汁酸（BAs）的剧情同样跌宕起伏。梭菌（Clostridium scindens）生成的脱氧胆酸（DCA）能抑制CD8⁺ T细胞的Ca²⁺-NFAT2信号通路，而3-氧代石胆酸（3-oxoLCA）则通过抑制RORγt减少Th17细胞，增加Treg细胞——这些发现解释了为何抗生素导致的胆汁酸代谢紊乱会加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临床转化的挑战与机遇

在异体干细胞移植领域，丁酸水平已成为预测GVHD的生物标志物。一项涉及11种细菌的联合疗法通过诱导IFN-γ⁺ CD8⁺ T细胞，显著提升了小鼠模型中的抗肿瘤效果。而CAR-T细胞治疗中，缬氨酸通过增强三羧酸循环（TCA）活性，使CAR-T细胞的细胞毒性分子表达提升3倍。

当前最前沿的尝试包括：

• 活体生物治疗产品（LBPs）：如丁酸梭菌（CBM588）在肾细胞癌中使PFS从2.5个月延长至12.7个月
• 代谢物鸡尾酒疗法：结合丁酸（HDAC抑制）、DAT（IFN-I激活）和ICA（屏障修复）的"IMM-RI指数"
• 噬菌体精准调控：靶向清除促癌代谢物产生菌

然而，微生物代谢物的临床应用仍面临三大障碍：个体间菌群差异导致代谢物产量不稳定、抗生素的"误伤"效应，以及某些代谢物（如丁酸）在不同治疗中的相反作用。未来需要开发纳米载体递送系统，并利用机器学习预测个性化代谢干预方案。

随着"危险理论"的更新——免疫系统更像是在监听微生物代谢物传递的"危险信号"，而非简单区分"自我与非我"，这场微观世界与肿瘤的战争正迎来全新的战术维度。从粪便菌群移植到合成代谢物药物，人类或许很快就能掌握这套"微生物语言"，书写癌症免疫治疗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