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修复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实践：超越地域局限与短期视角的治理探索

这篇综述通过印度尼西亚Citarum河修复案例，揭示了正式与非正式实践（informality/formality）在环境治理中的动态博弈。研究采用解释性方法，剖析了三种非正式模式：生存方式（mode of existence）、价值协商（negotiation of value）和监管例外（regulatory exceptions），指出当前修复计划过度依赖技术方案和短期政治目标，忽视了非正式实践对整合本地诉求、跨尺度治理（scale-jumping）的关键作用。文章呼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责任分配框架，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流域治理提供新思路。

　　

理论框架：非正式实践的三种模式

研究颠覆了传统二元对立视角，将非正式性重新定义为动态治理工具。作为生存方式（mode of existence），村民通过分流溪流（streamlet separation）应对政府供水缺失，这种自发网络既解决洗涤/如厕分区需求，又暴露了军事主导清理行动的形式化弊端——仅移除表面垃圾却回避水质恶化的结构性根源。价值协商（negotiation of value）在黑色 soldier fly（BSF）养殖案例中尤为显著：农民与环保主义者通过选举政治中的"交换条件"（quid-pro-quo）获得政府资金，虽促成区域推广，却强化了短期政绩导向的资源配置失衡。监管例外（regulatory exceptions）则体现在塑料收集者跨国品牌追责行动中，通过"尺度跳跃"（scale-jumping）将本地污染与全球供应链关联，倒逼政府提供设备支持，但法律真空仍导致权责模糊。

方法论：追踪实践的交织轨迹

采用跟随式参与观察（FAPO）和移动访谈，捕捉Citarum流域13个行政区的治理矛盾。典型案例选取涵盖工业污染（溪流分流）、有机废物（BSF养殖）和塑料污染（水葫芦清理）三类场景，揭示政府-军队-社区-环保组织的多维互动。特别记录"厨房会议"等非正式协商场景，发现军事人员与村民的物流讨论虽增进相互理解，却固化"污染责任本地化"叙事，掩盖了上游工业排放的核心矛盾。

实证发现：修复实践的辩证关系

溪流分流的悖论在于：村民自建供水系统本为解决生存需求，反被政府用作推卸基础设施责任的证据。水质监测数据（如大肠杆菌_coliform）显示，这种"非正式基础设施"虽缓解燃眉之急，却因缺乏污水处理加剧长期污染。

BSF养殖的"成功"暴露政治周期束缚：地方政府将昆虫养殖包装为"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获取政绩，但资金审批绕过正规评估程序，导致邻近面临化工污染的村庄无法获得同等支持。

塑料收集行动最具尺度突破性：拾荒者联合国际环保组织溯源跨国企业品牌标识，迫使省政府提供塑料粉碎机。但水葫芦疯涨（Eichhornia crassipes）反映营养盐污染未受管控，凸显跨行政区协调机制的失效。

治理启示：超越时空局限的修复路径

研究提出两大转型方向：首先，需突破"流域地图"的物理界限，借鉴塑料收集者的"跨国连接"经验，将本地行动嵌入全球生产链问责体系。其次，重构短期政治周期与长期生态修复的关系，建议将手工艺等非正式经济纳入正式修复计划，例如水纤维编织既可解决杂草过度繁殖，又能创造可持续生计。

争议与展望

军方主导的清理行动引发"环境威权主义"争议——用统一标准衡量复杂社区需求，反而强化了中心化管控。未来研究应关注"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在政策变通中的伦理困境，以及如何通过争议性空间（如污染品牌标识展示）构建多元责任话语体系。Citarum案例表明，真正的修复需要承认非正式实践既是治理对象，更是变革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