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性设计与乘客体验：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技术构建与多元主体互动研究

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移动性研究（mobility studies）与设计学的交叉领域，系统梳理了交通基础设施（如LPTB伦敦客运委员会）如何通过多学科专家（工程师、建筑师等）的协作被“设计”，并分析了乘客的具身化实践（embodied practices）与差异化体验。文章强调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和移动方法（mobile methods）在解构乘客主体性（passenger subjectivities）中的应用，揭示了设计政治性（如“敌对性建筑”hostile architecture）对流动性公正（mobility justice）的影响，为智能交通系统（ITS）的包容性设计提供了理论框架。

　　

Abstract

移动性研究与设计学的交叉领域正成为学术热点。这篇综述聚焦交通基础设施、环境和乘客实践如何被专家、政客和设计师共同塑造。通过历史视角，文章揭示从罗马道路到现代地铁系统的设计演变，强调功能主义（如伦敦地铁的“fitness for purpose”原则）与美学追求的平衡。特别关注乘客作为多元主体（plural subjects），其性别、年龄、身体能力差异导致的设计包容/排斥问题，提出“流动性公正”（Sheller 2018）概念对当代交通设计的启示。

Design and transport

交通设计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马镫和罗马道路，但现代设计体系化始于20世纪。以1933年伦敦客运委员会（LPTB）为例，其副主席Frank Pick推动的“整体设计”涵盖从站台标识到海报的全系统美学统一，被Richards誉为“英国最杰出的现代建筑系列”。文章对比了标志性建筑（如悉尼港湾大桥）与日常设施的设计差异，指出后者常忽视多元乘客需求。安全设计创新（如船舶Plimsoll载重线、汽车安全玻璃）体现了技术与社会价值观的互动，而数字技术（Dodge and Kitchin 2007）正在重构当代交通设计范式。

Mobility studies and design

移动性学者提出“流动性展演”（staging mobilities）理论（Jensen 2013），强调设计应从“自上而下”规划与“自下而上”实践双重维度理解。研究方法创新尤为突出：

1. 移动方法：采用热成像摄像（Hernandez Bueno 2021）和GPS追踪记录乘客行为；
2. 主体解构：突破理性乘客模型，引入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分析情感、习惯（如Bissell对Ravaisson习惯理论的运用）；
3. 政治批判：揭示设计如何成为治理工具，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国家叙事（Lin 2019）或机场安检的数据监控（Van Dijck 2014）。

The papers

特刊七篇文章形成方法论与案例的互补：

• 物质互动：Jensen提出“物质质询”（material interpellation）解释地铁门禁系统如何规训乘客行为；
• 身体政治：Mu?oz记录智利公交车蝶形闸门（butterfly turnstiles）对老年乘客的排斥，基层“照护实践”形成抵抗；
• 数字监控：Stjernborg分析瑞典马尔默Hyllie车站边境管控如何制造“安全-不安”悖论；
• 文化比较：Schimkowsky揭示日本铁路私有化前后服务理念从“家长式”到“消费者导向”的转变，挑战私有化必然改善服务的假设。

结论指出，未来交通设计需平衡三重张力：效率与公正、标准化与个性化、技术控制与人文关怀。尤其强调“流动性公地”（mobility commons）理念，呼吁设计回归乘客作为“具身化社会主体”的本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