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压力与建立联系：目标导向、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以及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ology》：Navigating pressure and connection: goal orientation,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and burnout among Chinese collegiate athletes—a mixed-methods study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探讨任务导向和自我导向与教练-运动员关系质量（亲密、承诺、互补性）的交互作用对倦怠的影响。定量分析346名中国大学生运动员，发现任务导向、亲密和互补性显著降低倦怠，而自我导向与怀疑相关。定性访谈揭示文化因素如“吃苦”如何影响动机与关系质量，强调需结合个体目标和文化背景制定干预措施。

　　运动员倦怠是竞技体育中一个重要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群体中，这种现象受到多种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设计，探讨了目标导向、教练-运动员关系（CAR）质量与运动员倦怠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与系统压力背景下。研究发现，任务导向、CAR中的亲密感和互补性是运动员倦怠的显著负向预测因素，而自我导向则与更高的倦怠感（特别是冷漠）有关。此外，CAR中的亲密感对自我导向与冷漠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而互补性则增强了任务导向对成就感的保护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运动员倦怠的复杂机制，也为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运动员倦怠通常表现为情绪耗竭、对运动的冷漠以及成就感的下降。它不仅影响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和身体状态，还可能对其运动表现和持续参与产生负面影响。在竞技体育环境中，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压力常常伴随着运动员的心理负担，使得倦怠风险显著增加。此外，个体的心理需求，如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是影响运动员倦怠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任务导向的运动员更倾向于将成功定义为自我参照的掌握和努力，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内在动机，降低倦怠风险。相比之下，自我导向的运动员则更关注与他人的比较，这种外在的成功标准容易导致焦虑和不适应行为，从而增加倦怠的可能性。

教练-运动员关系（CAR）在运动员的倦怠风险中也起着关键作用。CAR的三个核心维度——亲密感、承诺和互补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倦怠水平。其中，亲密感反映了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能够增强运动员的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来自训练和比赛的压力。互补性则涉及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指导，这种互动有助于提升运动员的胜任感和自主性，从而降低倦怠的发生。然而，承诺这一维度并未在多元回归模型中表现出独特的预测作用，这表明单纯的承诺或忠诚度并不足以有效缓解倦怠，关键在于教练是否能够通过情感支持和功能性互动来满足运动员的心理需求。

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显示，任务导向与所有倦怠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表明运动员在追求个人成长和技能提升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自我导向则与较高的冷漠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导向的运动员在面对失败时更容易感到自我价值受到威胁，尤其是在系统性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亲密感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说明，即使在自我导向较强的运动员中，良好的教练关系也能够减弱其对冷漠的负面影响。互补性在增强任务导向对成就感的保护作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当教练能够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和指导时，运动员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降低倦怠的风险。

研究还通过定性访谈，深入探讨了运动员在面对训练和比赛压力时的主观体验。访谈揭示了运动员如何理解和应对“吃苦”这一文化概念，以及这种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的目标导向和教练关系。例如，任务导向的运动员将“吃苦”视为技能提升的必要过程，这种积极的解读有助于他们保持内在动机，降低倦怠的可能性。而自我导向的运动员则可能将“吃苦”视为一种无意义的负担，特别是在系统性不公平或缺乏外部认可的情况下，这种感受可能加剧他们的冷漠和对运动的失望。此外，教练的指导方式和情感支持在运动员的倦怠体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支持性较强的教练关系中，运动员更容易感受到被理解和被重视，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生运动员所处的环境具有独特性。例如，国家支持的训练体系和双重学术与运动压力，使得运动员在追求个人成就的同时，还承担着集体目标和外部期望。这种压力可能加剧了自我导向运动员的倦怠风险，因为他们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高度的焦虑和挫败感。相比之下，任务导向的运动员则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成长和技能提升上，从而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动力和积极心态。此外，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权威规范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可能使得教练更倾向于以权威的方式进行指导，而运动员则更倾向于接受这种指导，即使其缺乏情感支持或个性化反馈。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定量数据是横断面的，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或影响的方向。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好地理解目标导向、教练关系和倦怠之间的动态关系。此外，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量表，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或回忆偏差，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多源数据，如教练的视角或生理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估运动员的压力和倦怠水平。同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无法充分代表中西部地区的运动员群体，因此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以提高结果的普遍性。

本研究的发现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针对运动员个体，应鼓励任务导向，通过培养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训练和比赛中的压力。其次，教练在培养良好的教练-运动员关系时，应注重情感支持和功能性互动，例如通过个性化的反馈和鼓励性的沟通方式，增强运动员的归属感和胜任感。此外，对于自我导向较强的运动员，应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帮助他们建立更健康的应对机制，如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而非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最后，研究强调了文化因素在运动员倦怠中的作用，表明在制定干预措施时，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以确保措施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总之，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设计，为理解中国大学生运动员倦怠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不仅揭示了目标导向和教练关系对倦怠的预测作用，还强调了文化和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有助于制定更加系统和个性化的干预策略，以促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和运动表现。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调整干预措施，以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