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马尼亚保护区中的原住民正义与生态繁荣：基于"Country"哲学视角的批判性分析

这篇综述批判性分析了塔斯马尼亚保护区(PA)治理体系对原住民和非人类存在物造成的系统性不公。研究采用澳大利亚原住民"Country"本体论和能力方法(CA)框架，揭示保护区法规中"自然-文化"二分法如何剥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Tasmanian Aboriginal)管理传统土地的权利，同时指出政府将保护区商品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加剧了生态衰退。文章呼吁基于原住民哲学改革环境监管体系，为所有生命体创造繁荣条件。

　　

Abstract

保护区(PA)在社会政治地理领域持续受到批评，因其建立和管理过程中引发的人权冲突与不公现象。"堡垒式"保护区以保护之名剥夺原住民土地，破坏其与Country（涵盖土地、领地和资源的整体概念）的关系，同时助推新自由主义利益集团对这些区域的商品化。研究以澳大利亚殖民背景下的塔斯马尼亚为案例，运用原住民Country本体论评估现行保护区制度是否通过促进繁荣来实现正义。分析表明，塔斯马尼亚保护区法律框架剥夺原住民权力并强化自然-文化割裂，加之政府侧重保护区商品化，共同制造并延续了不公正。

Flourishing and Justice for Country

Country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表达其生活世界的核心概念，超越西方环境认知，是具有感知力和能动性的物质精神统一体。原住民哲学强调人与Country的互惠关系：Country养育人类，人类有责任照料Country。哲学家Graham指出，遵循"恰当方式生活"实现福祉，即"照料Country与亲属"，构成原住民幸福伦理的基础。这与能力方法(CA)追求繁荣的核心理念相通，但需要拓展至包含非人类存在物。修订后的CA理论强调：集体能力对原住民自决权至关重要；环境作为能力实现的基础条件；将正义共同体扩展至所有生命体。研究表明，原住民管理传统Country能显著提升其健康状态——能访问Country者78%报告积极健康状况，而被禁止者仅47.4%。

Injustice in Tasmania’s PAs

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仅控制不到1%的土地，而42%土地划为保护区，其中半数为世界遗产地(TWWHA)。现行制度存在三重不公：

1. 土地归还停滞：尽管2017年承诺归还土地，截至2025年仍未落实，立法改革因原住民团体内部争议被搁置。
2. 管理边缘化：保护区管理机构(PWS)中原住民雇员仅占2.39%，且多任职初级岗位。文化遗产与自然价值管理分属不同部门，延续自然-文化割裂。
3. 生态监测失效：TWWHA管理计划承认监测数据不足，全州环境状况报告显示普遍衰退。受威胁物种保护存在"魅力物种"偏见，仅少数物种制定恢复计划。

同时，政府加速保护区商品化：2014年后商业许可证增长三倍，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激增。评估体系缺陷使开发项目易获批准，如威胁Maugean skate生存的麦夸里港三文鱼养殖、损害荒野价值的旅游项目等。联邦《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法》(EPBC Act)因不考虑累积影响、原住民参与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Discussion

塔斯马尼亚保护区制度通过三重机制阻碍繁荣：拒绝土地归还、排斥原住民管理实践、固守自然-文化二分法。这种新自由主义商品化进程与Country哲学形成根本冲突——如原住民受访者所言："Country不健康，我们也不健康"。尽管原住民对条约内容和土地归还范围存在分歧，但普遍要求通过条约进程恢复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将原住民正义诉求与环境保护捆绑存在风险，可能限制其经济发展自主权。

Conclusions

改革须从哲学和法律层面突破：

1. 摒弃自然-文化二分法，在法律中承认Country的整体性及其组成要素的道德地位
2. 以原住民Country哲学为基础重构保护区价值框架，这既是认知正义的体现，也符合所有生命体的利益
3. 确保原住民对传统知识的应用获得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PIC)
   正如Winter所述，尊重采用原住民哲学管理环境，将使栖居这片大陆的所有生命受益。

Statements on the Authors’ Cultural Identity

研究团队包含多元文化背景：第一作者Miranda Kellett为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第二作者Jennifer Evans为Dharug原住民；其他合著者均为非原住民学者。这种组合既包含原住民视角，也体现殖民者后裔对制度改革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