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保护区治理中的原住民权利与生态正义：基于"Country"哲学的多物种繁荣视角

本文深刻剖析了塔斯马尼亚保护区(PA)治理体系对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系统的双重压迫。通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Country"本体论视角，揭示现行自然-文化二元对立框架如何通过"堡垒式"保护区和商品化政策，剥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Tasmanian Aboriginal)管理传统领地的能力，导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共同衰败。研究创新性地将能力正义理论(CA)与原住民哲学结合，为国际保护区治理改革提供了基于土地归还和多元物种繁荣的正义路径。

　　

Abstract

保护区(PA)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社会正义与生态保护的深刻矛盾。塔斯马尼亚案例显示，"堡垒式"保护区模式通过强制迁移原住民、割裂自然与文化的关联，既剥夺了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管理传统领地(Country)的权利，也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研究采用澳大利亚原住民"Country"本体论——将土地视为具有感知力和能动性的生命整体，人类与非人类存在通过亲属关系相互联结——重新定义了保护区治理的正义标准。

Flourishing and Justice for Country

"Country"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哲学中超越西方环境概念，是包含物质与精神实体的生命网络。原住民作为Country的组成部分，负有"照料Kin与Country"的伦理责任。这种哲学与修订后的能力正义理论(CA)高度契合：

1. 扩展正义主体至非人类存在，承认物种/生态系统的道德地位
2. 强调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bilities)对原住民福祉的关键性
3. 将"繁荣"(flourishing)作为评估核心指标

健康监测数据显示，能接触传统领地的原住民群体健康状态良好比例(78.0%)显著高于被禁止者(47.4%)，印证Country连接的生存论价值。

Injustice in Tasmania's PAs

塔斯马尼亚保护区体系存在三重结构性不公：

1. 土地剥夺：42%国土划为保护区，但原住民仅控制<1%土地，且土著保护区(IPA)多位于偏远海岛
2. 管理排斥：公园管理局(PWS)原住民雇员仅占2.39%，且无中层以上管理者
3. 制度割裂：

• 自然价值与文化遗产分属不同法规体系
• 《1975年原住民遗产法》未承认非物质遗产决策权
• 濒危物种法案(TSPA)未纳入原住民知识

商品化政策加剧危机：2014年后保护区旅游许可证增长300%，导致世界遗产地TWWHA内荒野价值退化。生态监测缺失使65%区域无法评估自然价值趋势，650+濒危物种缺乏恢复计划。

Discussion

现行制度通过三重机制阻碍Country繁荣：

1. 认识论暴力：将活态文化景观降格为"物质遗迹"
2. 制度性排斥：原住民遗产委员会权力弱于非原住民机构
3. 新自由主义扭曲：将保护区转化为旅游商品，如威胁Maugean skate灭绝的鲑鱼养殖项目

原住民管理者访谈揭示深层矛盾：当被问及"为何坚持土地归还"，一位Palawa长者回应："没有健康的Country，就没有健康的我们"——道出人类与非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

Conclusions

改革路径应基于两大原则：

1. 本体论革命：用Country哲学替代自然-文化二元论，承认：

• 景观的感知力与能动性
• 原住民知识体系的法律效力
• 多物种的伦理地位

1. 制度重构：

• 立即启动土地归还与条约进程
• 建立原住民主导的联合治理模式
• 将CA理论中的"集体能力"指标纳入保护评估

如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学者Lee所述，唯有打破"将文化锁在博物馆，把自然关在动物园"的殖民逻辑，才能实现真正的多物种正义。这不仅是原住民权利问题，更是所有澳大利亚生物共同存续的伦理要求。

作者文化身份声明

研究团队包含Dharug-Palawa原住民学者与非原住民研究者，体现了知识生产的跨文化合作。这种组合既确保原住民视角的权威性，也促进了主流学术界对Country哲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