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人工智能（GeoAI）加剧数字鸿沟：保护区内土著权利与环境正义的辩证关系

这篇综述批判性分析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保护区(PA)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公，指出基于自然-文化二分法的"堡垒式"保护模式(IPAs)剥夺了塔斯马尼亚原住民(Tasmanian Aboriginal)对Country（土地/精神家园）的治理权。研究运用原住民本体论和能力方法(CA)，揭示现行制度既阻碍原住民通过"照料Country"实现文化繁荣(cultural flourishing)，又导致非人类物种生存危机。作者呼吁以Country哲学重构环境监管框架，为所有生命体创造正义条件。

　　

Abstract

保护区(PA)的治理长期面临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的批判，其"堡垒式"管理模式通过将自然与文化割裂，不仅剥夺了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的土地权利，更破坏了人与Country（涵盖物质与精神领域的生命共同体）的共生关系。研究以澳大利亚原住民的Country本体论为分析框架，结合能力方法(CA)的正义理论，揭示塔斯马尼亚PA制度如何通过法律架构和商品化政策制造双重不公：既剥夺原住民照料Country的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bilities)，又导致非人类物种的系统性衰退。

Flourishing and Justice for Country

Country在原住民哲学中超越西方"环境"概念，是具有感知力的生命网络，人类作为其中一环负有"照料Country"的伦理义务。原住民哲学家Graham提出的"优狄蒙尼亚特性"(eudaimonia with Aboriginal characteristics)强调，个体与集体的繁荣取决于履行对土地和亲属（包括非人类存在）的照料责任。这与修订版能力方法形成共鸣——学者们将CA拓展至包含集体能力、多物种正义(multispecies justice)和生态关系评估。国家健康调查显示，能接触传统Country的原住民健康状态阳性率(78.0%)显著高于被剥夺者(47.4%)，印证Country连接对繁荣的核心作用。

Injustice in Tasmania’s PAs

塔斯马尼亚42%土地划为保护区，但原住民仅控制不到1%领土。尽管2014年政府承诺"重置关系"，但截至2025年未归还任何土地。保护体系存在三重缺陷：

1. 制度性排斥：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PWS)中原住民雇员仅占2.39%，且无中层以上管理者；
2. 价值割裂：将原住民遗产法(Aboriginal Heritage Act 1975)与自然保护法(Nature Conservation Act 2002)分列，延续自然-文化二分法；
3. 监测失效：世界遗产区(TWWHA)60%自然价值缺乏基线数据，受威胁物种保护计划覆盖率不足。

与此同时，政府将PA商品化：2014年后商业许可证增长200%，优先发展生态旅游却排斥原住民经济参与。典型案例包括：

• 在威胁麦夸里港 Maugean skate灭绝的情况下持续支持三文鱼养殖
• 批准损害原住民文化遗产的西部四驱车路线
• 推动威胁荒野价值的旅游开发

Discussion

现行制度通过三重机制阻碍繁荣：

1. 土地剥夺：拒绝归还IPA土地切断原住民与Country的实践连接
2. 知识排斥：将原住民生态知识边缘化为"文化遗产"而非科学管理系统
3. 价值商品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旅游消费体验

这种新自由主义保护(neoliberal conservation)模式，正如Büscher所述，既破坏生态完整性，又延续殖民暴力。多位原住民管理者向研究者表达挫败感："如果Country不健康，我们也不可能健康"——这句话浓缩了多物种命运的相互依存性。

Conclusions

改革路径需根本性哲学转向：

1. 法律承认Country的法律人格，赋予所有存在物道德地位
2. 融合原住民与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跨文化监测框架
3. 将IPA作为正义试验场，探索基于"照料伦理"的治理模式

正如Winter强调，这种转变必须通过原住民自由知情同意实现，既是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的实践，也是应对生态危机的范式革命。塔斯马尼亚的教训表明：当保护制度否认Country的整体性时，其保护的既非自然，亦非文化。

Statements on the Authors’ Cultural Identity

研究团队构成体现跨文化合作：第一作者Miranda Kellett作为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与Dharug族合著者Jennifer Evans形成知识互补。这种作者位置性(positionality)声明本身即是对传统学术范式的挑战，暗示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