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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研究通过2×2随机实验设计(N=391),检验了增益-私益(gain-private)、损失-私益(loss-private)、增益-社会(gain-social)和损失-社会(loss-social)四种信息框架对流行病防控政策遵从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损失-社会框架(强调非遵从行为的负面社会后果)效果最显著(OR=26.03,p<0.001),其次是增益-私益框架(OR=18.10)。研究为基于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双系统认知模型(System 1/System 2)的公共卫生沟通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建议在危机管理中优先采用社会损失框架信息。
1 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SARS、埃博拉和COVID-19等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政策中行为干预的重要性。传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教育和激励措施存在认知过载、心理疲劳等局限。行为经济学研究指出,针对直觉决策系统(System 1)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可能更有效,尤其是结合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原理的信息设计。
2 假设
2.1 目标框架:增益 vs 损失
假设H1预测框架信息比非框架信息更能促进遵从(p<0.001);H2认为增益框架通常更有效,但结果未达显著(p=0.829)。
2.2 动机框架:私益 vs 社会
H3证实社会框架整体优于私益框架(OR=0.48,p<0.01),尤其在损失情境下差异显著。
2.3 交互效应
H4a显示私益背景下增益框架更优(OR=2.54,p<0.05);H4b发现社会背景下损失框架呈边际优势(p=0.079)。H5b证实损失-社会框架显著超越损失-私益(OR=0.17,p<0.001),而H5a中增益框架的动机类型无差异。
3 方法
3.1 实验设计
通过Credamo平台开展COVID-19变异株假想情景实验,采用2×2+1设计(含对照组)。391名参与者随机接受不同框架信息,测量5级Likert量表遵从意愿。
3.2 测量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感染概率感知(1-5分)、疫情严重性认知和措施有效性评估。使用Brant检验验证比例优势假设(p=0.104),采用有序逻辑回归(OLR)分析。
4 结果
损失-社会框架组82.3%报告"极度愿意"遵从,显著高于对照组23.0%。调整模型显示:
- 损失-社会框架效应最强(OR=26.03,95%CI[10.10,67.06])
- 增益-私益框架次之(OR=18.10,95%CI[7.79,42.09])
- 社会框架在损失情境优势显著(p<0.001),增益情境无差异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创新性地整合动机与目标框架维度,发现:
1. 损失-社会框架通过激活集体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最有效
2. 私益背景下增益框架更符合预防行为特性
3. 双系统理论(dual-process theory)解释危机中系统1主导的快速决策
实践建议优先采用"非遵从将加重医疗负担"类信息。局限包括样本性别偏差(女性68.8%)、中国文化背景特殊性及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的差距。未来需跨文化验证,并考察疫情不同阶段的框架效应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