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劳动伴侣关系的普遍实施：八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政策与设施环境综述

《Frontiers in Health Services》：Towards a universal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companionship: a synthesis of the policy and facility environment of eight low-and-middle income countries

研究八个中低收入国家（LMICs）劳动陪伴政策与设施环境，揭示其处于不同实施阶段：预实施（3国）、早期实施（4国）、制度化（1国）。主要障碍为政策缺失（3国无国家级指南）、设施空间不足及隐私保护欠缺。结论强调需通过政策支持、设施改造及上下结合实施策略提升劳动陪伴覆盖率。

　　劳动陪伴，即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有其选定的个人陪伴，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自2012年起推荐的、对产妇和新生儿均有益的实践。尽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其对母婴健康和分娩体验的积极影响，但这一实践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实施仍不理想。本研究旨在探讨这八个国家在政策和医疗机构层面实施劳动陪伴的成熟度，从而为相关政策和实践的改进提供参考。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多国混合研究设计，结合了两个医院为基础的实施研究项目：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行动利用证据减少围产期死亡率和发病率”（ALERT）研究，以及“由产妇和医疗人员共同决策适当使用剖宫产术”的QUALI-DEC研究。研究覆盖了来自八个不同国家的48家医院，其中阿根廷、布基纳法索、泰国和越南由QUALI-DEC研究负责，而贝宁、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则由ALERT研究覆盖。数据来源包括国家政策文件的审查以及医疗机构准备度评估，后者涉及产科病房的物理布局等信息。研究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从2019年12月至2021年4月，分析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预设分类对国家政策和医院资源进行结构化数据提取；其次，根据Bergh等人的三阶段模型和Bohren等人的逻辑模型，将国家划分为实施成熟度的三个阶段：预实施阶段、早期实施阶段和制度化阶段。

研究结果显示，八个国家中仅有三个国家缺乏国家层面的劳动陪伴政策，四个国家在政策中有所提及，而只有一个国家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和实施指南。在医院层面，物理空间的限制成为所有国家实施劳动陪伴的主要障碍，唯有阿根廷在这方面表现出相对优势。根据研究分类，贝宁、泰国和越南被归为预实施阶段，因为这些国家在政策层面未将劳动陪伴作为重点，实施也较为零散；布基纳法索、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则处于早期实施阶段，虽然已有国家政策，但实施不一致，医院资源和设施条件限制了隐私保障；阿根廷则被归为制度化阶段，其政策明确将劳动陪伴视为产妇权利的一部分，并在医院层面提供了相应的支持结构和培训。

在实施阶段的划分中，贝宁、泰国和越南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导致劳动陪伴的实施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医院通常只允许女性作为陪伴者，并且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难以保障隐私。这种现象在马拉维、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布基纳法索等早期实施阶段的国家中也较为普遍，尽管政策上鼓励产妇选择陪伴者，但实际执行中仍面临资源不足和设施条件限制的挑战。相比之下，阿根廷由于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将劳动陪伴纳入常规分娩护理中，医院也提供了相应的物理环境和培训支持，使得该实践得以制度化。

研究还发现，产科病房的物理环境对劳动陪伴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在许多国家，产科病房普遍存在空间拥挤的问题，这不仅限制了产妇的隐私，也使得男性陪伴者难以进入病房。这种限制导致劳动陪伴无法持续进行，往往仅在分娩初期或某些特定阶段允许。此外，部分医院虽然允许陪伴者进入分娩室，但需要额外费用才能获得私人房间，这使得劳动陪伴成为一种非普遍性的服务，仅限于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产妇。这种现象反映了医疗系统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对劳动陪伴这一干预措施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国家政策层面，尽管多数国家的政策文件强调产妇有权选择自己的陪伴者，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医院的实施措施并未完全符合政策要求。例如，在一些国家，产妇的选择权受到限制，陪伴者往往是家庭成员而非其自主选择的人。这种现象可能源于医疗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尤其是性别关系的影响，导致陪伴者的选择权被忽视。同时，部分国家的政策制定方式较为自上而下，缺乏基层医疗人员和产妇的参与，使得政策难以有效落地。

研究还指出，劳动陪伴的实施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包括明确的政策指导、足够的资源投入、系统的培训以及医疗人员和医院管理层的组织准备。在缺乏这些要素的情况下，即使有政策支持，实施效果也可能大打折扣。例如，在一些国家，尽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鼓励劳动陪伴，但医院缺乏相应的物理空间和隐私措施，导致这一实践难以持续。此外，医疗人员对劳动陪伴的接受度和培训程度也会影响其实施效果，部分医护人员可能因担心感染风险或法律纠纷而对陪伴者持保留态度。

在实践层面，研究发现，劳动陪伴的实施往往需要医院层面的细致规划。例如，阿根廷的医院不仅在政策上明确支持劳动陪伴，还在产科病房的布局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确保产妇和陪伴者的隐私。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政策上鼓励劳动陪伴，但医院在实际操作中未能提供相应的设施支持，导致陪伴者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进入病房。这种不一致的实施方式可能源于医院资源的不足、医护人员的培训缺失，以及政策执行中的障碍。

研究还强调了医疗系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医疗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体系不完善、医院管理方式僵化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劳动陪伴的实施效果。此外，医疗系统对劳动陪伴的重视程度不一，部分国家可能将其视为一种非必要的服务，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其视为提升母婴健康和分娩体验的重要手段。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政策层面，也反映在医院的实际操作中，例如是否允许陪伴者进入分娩室、是否提供相应的隐私设施等。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劳动陪伴的实施需要政策制定者和医疗管理者采取更加系统和可持续的策略。这包括在国家政策中明确劳动陪伴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常规母婴护理体系，并通过医院层面的设施调整和人员培训来支持这一实践。同时，医疗系统应更加关注产妇的需求和选择权，确保劳动陪伴的实施能够真正满足其期望。此外，研究还建议，应将劳动陪伴视为整个产科护理包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干预措施，这样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并提升实施效果。

在实践建议方面，研究强调，国家政策和医院实施之间的脱节是劳动陪伴实施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医院的实际条件，并通过试点项目和培训计划来促进政策的落地。同时，医院管理者应加强与产妇和陪伴者的沟通，确保他们能够理解并积极参与到分娩过程中。此外，医疗系统应加大对产科病房物理环境的投入，例如增加私人房间的数量、改善隐私措施等，以提升产妇的体验和安全。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结果仅基于八个特定国家的数据，且每个国家仅选取了部分医院进行分析，因此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国家的医疗系统整体情况。此外，研究未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如资金支持和政策优先级，这些因素可能对劳动陪伴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研究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揭示了政策和医院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劳动陪伴实施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劳动陪伴的实施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过程，需要政策、资源、培训和医院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已有政策指导，但实施效果仍不理想，主要受限于医院的物理环境和资源分配。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注重政策与医院环境的协同，通过系统化的改进措施，提升劳动陪伴的普及率和实施质量，以实现母婴健康和分娩体验的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