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赞比亚非传染性疾病风险集群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沉默流行病"

本研究针对赞比亚日益严重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负担，通过分析全国性WHO STEPS调查数据(2017年N=4,302)，运用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低风险(12.0%)、中风险(64.3%)和高风险(23.7%)三类人群，发现男性高风险概率是女性22.8倍，且高学历人群意外呈现更高风险。研究为赞比亚制定分层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对实现SDG 3.4目标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场悄然的健康危机正在蔓延——非传染性疾病(NCDs)正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传染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赞比亚作为典型的中低收入国家，正经历着经济转型、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变革带来的健康挑战。数据显示，该国近三分之一的死亡归因于NCDs，而传统上针对单一风险因素的防控策略效果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疾病风险因素往往"抱团出现"，形成独特的风险集群模式，且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关联。

来自Aaron Kobina Christian等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敏锐捕捉到这一公共卫生难题，他们意识到：要有效遏制NCDs的流行，必须超越传统的单因素分析，揭示风险因素如何在社会经济梯度上聚集分布。这项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的研究创新性地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CA)这一先进统计技术，对2017年赞比亚WHO STEPS调查中4,302名成人数据(平均年龄36.6岁)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探索了NCD风险集群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团队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获取全国代表性样本，通过WHO标准化的STEPS问卷收集行为风险因素(如吸烟、饮酒、饮食等)，结合体格测量(血压、BMI等)和生化检测(血糖、胆固醇等)数据。运用潜在类别分析识别风险集群，再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教育、收入、就业等社会经济因素与风险集群的关联，所有分析均控制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

研究结果揭示出三个鲜明的风险集群：

1. 低风险组(12.0%)：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各项代谢指标正常
2. 中风险组(64.3%)：最普遍的人群，表现为临界代谢指标和偶尔不健康行为
3. 高风险组(23.7%)：同时存在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风险因素

社会经济分析发现令人深思的现象：与常规认知相反，高等教育人群反而有更高风险——大学学历者进入高风险组的几率是无学历者的4.6倍(aOR=4.57)。性别差异更为触目惊心，男性成为高风险人群的概率是女性的22.75倍(aOR=22.75)。就业状态也显示显著关联，政府雇员比非政府雇员具有更高的风险聚集倾向。

这些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揭示了赞比亚正在经历的"流行病学悖论"——教育带来的城市化生活反而可能通过促进 sedentary lifestyle( sedentary lifestyle)和 Westernized diet( Westernized diet)增加NCD风险。研究特别指出，中风险群体占比高达64.3%，这提示大多数民众正处于风险累积的"临界点"，是预防干预的黄金窗口期。

在讨论部分，作者将发现置于全球NCD防控背景下，指出赞比亚的风险分布模式既不同于高收入国家(通常教育水平越高风险越低)，也区别于其他低收入环境。这种独特性源于该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营养转型的交互作用。研究强调，针对高风险人群需要强化临床管理(如定期筛查、药物治疗)，而对广泛存在的中风险人群则应侧重社区层面的生活方式干预。

该研究的政策意义尤为突出：首先证实了"一刀切"的NCD防控策略在赞比亚的局限性，主张实施精准的risk-stratified intervention(risk-stratified intervention)。具体建议包括：对烟酒和不健康食品征收"罪恶税"、将NCD筛查纳入初级卫生保健、发展 workplace health program(workplace health program)等。研究特别呼吁关注政府雇员这一高风险职业群体，以及男性健康促进的特殊需求。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首次系统描绘了赞比亚NCD风险的社会经济分布图谱，为该国制定《国家NCD战略计划(2021-2025)》提供了实证依据。其采用的LCA方法为资源有限地区开展精准公共卫生提供了方法学示范。研究揭示的"教育悖论"现象，更为理解中低收入国家流行病学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随着赞比亚持续推进SDG 3.4目标，这些发现将帮助决策者在健康促进资源配置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最终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健康公平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