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者情绪劳动与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在土耳其学校领导中的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针对土耳其学校管理者群体，探讨情绪劳动(EL)通过工作压力(JRS)影响职业倦怠(B)的作用机制。研究人员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385名管理者的横断面数据，发现工作压力完全中介情绪劳动对倦怠的影响(β=0.851)，揭示中央集权教育体系下高要求-低控制工作特征对领导者的负面影响，为改善教育管理者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在当今教育问责制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学校管理者如同行走在情绪管理的钢丝绳上——他们既要安抚愤怒的家长，又要激励疲惫的教师，还要面对行政部门的考核压力。这种持续的情绪调节被学术界称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EL)，在教育领域却鲜少被系统研究。尤其像土耳其这样教育决策高度中央化的国家，校长们承担着繁重责任却缺乏自主权，这种"高要求-低控制"的工作状态，使得教育管理者成为职业倦怠(Burnout, B)的高危群体。

Nevsehir Haci Bektas Veli大学国际关系办公室联合维也纳教育学院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ology》发表的研究首次揭示了土耳其学校管理者情绪劳动通过工作压力(Job-Related Stress, JRS)影响倦怠的完整路径。这项覆盖8个省份385名校长和副校长的研究发现，当引入工作压力作为中介变量后，情绪劳动对倦怠的直接效应(β=0.475)完全消失，证实了Karasek的"工作要求-控制-支持"(JDCS)模型在教育管理领域的适用性。该研究为理解教育领导者心理健康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特别指出在集权体制下，缺乏决策自主权会加剧情绪调节带来的心理损耗。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主要运用三大关键技术：1) 采用土耳其语版情绪劳动量表(16项三因子结构)评估表面行为(SA)和深层行为(DA)；2) 使用单维工作压力量表(7项)测量心理紧张程度；3) 通过Maslach倦怠量表(22项)捕捉情感耗竭(EE)等维度，最终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

【情绪劳动对工作压力的显著影响】
数据分析显示，情绪劳动能解释工作压力21%的变异(β=0.46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面行为(如强颜欢笑)与压力显著正相关(r=0.366)，而真实情绪表达(GA)则呈负相关(r=-0.295)。这印证了Hochschild提出的"情绪失调"理论——当管理者内心感受与组织要求不一致时，会产生额外的心理负担。

【工作压力对倦怠的强预测作用】
工作压力对倦怠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高达0.851，能解释80%的倦怠变异。情感耗竭维度(EE)与压力的相关性最强(r=0.724)，远高于人格解体维度(r=0.529)。这表明长期压力首先消耗管理者的情感资源，继而引发对他人的冷漠态度，与Maslach的三阶段倦怠理论高度吻合。

【完全中介效应的发现】
最关键的发现是工作压力的完全中介作用——当纳入中介变量后，情绪劳动对倦怠的直接效应变得不显著(β=0.082, p>0.05)。Bootstrap分析证实间接效应值为0.392(95%CI:0.293-0.496)，说明在土耳其教育体系中，情绪劳动主要通过加剧压力体验导致倦怠。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教育管理场景下情绪调节的心理代价。不同于医疗或服务业，学校领导者需要同时处理多层级(学生-教师-官员)的情绪需求，这种复杂性使得表面行为成为压力的主要来源。研究者特别指出，在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教育体系(如土耳其)中，缺乏"控制"维度会放大情绪劳动的有害影响。研究建议通过扩大管理团队、赋予校长更多人事财务自主权等措施重建JDCS模型的平衡，这对全球面临校长短缺的国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如Berkovich等学者强调的，教育领导研究长期忽视情绪维度，而该研究为理解"为什么优秀校长选择离职"提供了关键机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