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特大城市家庭垃圾激励回收的居民偏好与价格敏感性研究：基于上海和成都的实证分析

为解决新兴特大城市垃圾回收参与率低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偏好异质性分析和价格敏感性测量（PSM）模型，探究了居民对货币激励与实物奖励的偏好差异，并量化了可回收物价格波动的敏感阈值。研究发现上海和成都居民分别能承受最高21.15%和13.74%的降价幅度，为制定差异化回收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撑。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全球垃圾年产量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34亿吨，传统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广泛采用的"按量收费"（PAYT）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却遭遇水土不服——北京市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接受度不足50%，这暴露出单纯依靠惩罚性措施在低收入、高密度城市中的局限性。与此同时，上海等先锋城市试点的激励回收机制展现出独特优势，但市场波动导致的回收价格不稳定，又给政策持续性带来新难题。

为破解这一困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研究人员选取上海和成都这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大城市作为样本，通过构建价格敏感性测量（Price Sensitivity Measurement， PSM）模型，首次量化了居民对回收激励的价格容忍阈值。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研究揭示了三个关键发现：首先，超过80%的居民支持激励回收，但对奖励类型的偏好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上海居民更青睐娱乐产品兑换，而成都市民则偏好日用品补贴。其次，通过PSM模型测算出两地居民对价格波动的心理防线：上海可承受21.15%的降价幅度，成都则为13.74%，这一精确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发现货币激励与实物奖励存在"组合效应"，单一经济刺激可能抑制居民原有的环保意愿，这解释了为什么混合激励模式在上海试点中表现优异。

研究采用了三项核心技术方法：一是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CE）的偏好异质性分析，采集了2000份居民问卷数据；二是构建PSM模型量化价格弹性，采用四象限分析法确定可接受价格区间；三是运用多项Logit回归分析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偏好的影响。样本来自上海浦东新区和成都天府新区的社区回收站点，覆盖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居民群体。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多层次发现。在"居民偏好分析"中，数据显示货币激励的吸引力是娱乐产品的2.3倍，但高学历群体对环保积分兑换表现出特殊偏好。"地域差异比较"揭示上海居民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比成都低7.41个百分点，这与两地的平均收入差距呈正相关。"价格阈值测定"通过PSM曲线交叉分析，确定了导致回收意愿骤降的临界价格点：当回收价低于市场价21.15%（上海）或13.74%（成都）时，参与率将出现断崖式下跌。

结论部分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其一，建议采用"基础价格+浮动补贴"的混合定价机制，上海可设置15-20%的价格缓冲带，成都则应控制在10%以内；其二，针对不同城市特点设计差异化奖励组合，如沿海城市可增加跨境商品兑换选项；其三，建立价格波动预警系统，当回收市场价格跌幅超过临界值时自动触发补贴机制。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垃圾管理领域的价格敏感性研究空白，更为《"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供了实证支持。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引入环境政策领域，证实了"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在回收行为中的调节作用，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城市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