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参与自下而上协作式农业环境-气候措施的因素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bottom-up collaborative agri-environment-climate measures

农业环境气候措施（AECMs）通过景观级空间协调和多方协作成为欧洲新型政策工具。本研究基于德国诺特海姆地区36位农民的质性访谈，发现环境态度、行政操作、经济因素、资源分配、自我与外部认知及好奇心是影响参与决策的关键因素。协作特性如空间协调、农企互动、专家支持和预期冲突对参与决策具有正负向影响。建议政策设计应结合生态效益与非经济激励，如灵活实施、联合宣传、区域协调员支持等，并考虑农民合作经验水平差异。

　　农业环境气候措施（AECMs）作为一种创新的政策方法，在欧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措施注重在景观层面进行空间协调，并依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因此，农民的参与意愿往往受到其动机和偏好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新的AECMs时，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下，自下而上的协作型AECMs（cAECMs）日益受到关注，因为它们由地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互动驱动。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36位德国北部的农民，探讨了影响农民参与协作型AECMs的因素，并评估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农民对自然和行政方面的态度是影响其参与决策的关键因素。此外，经济因素、农民的好奇心以及社会影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但研究还识别出了一些与协作型AECMs特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对农民的决策产生了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空间协调、农民之间的沟通、专家支持或与其他农民可能产生的冲突，都被发现对农民的参与意愿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为了提高农民的参与度，政策制定者和协作型AECMs项目应利用那些被农民积极评价的特征作为推动因素。例如，可以将生态有效的措施与非金钱性好处结合，如支持体系和公众宣传，同时为农民提供交流经验和分享成功案例的机会。然而，这样的策略也应考虑农民在合作方面的经验水平。

本研究特别关注了自下而上的协作型AECMs，这是一种由地方利益相关者发起和推动的措施，而非由政府或其他组织主导。研究区域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诺特海姆区，该地区主要以耕作为主，部分农场还涉及畜牧业和混合型农业。研究对象是那些在2022年秋季和2023年春季建立了多年生野花田的农民，以及参加了相关信息活动但未参与的农民。后者的存在使得研究能够更全面地探讨农民参与协作型AECMs的障碍。访谈在信息活动后的三到六个月进行，以确保受访者对协作行动已有一定了解，同时能够提供广泛的意见和障碍描述。

研究采用了一种半结构化的访谈指南，包含开放性问题。在访谈开始时，研究者介绍了协作型AECMs的基本概念，并询问了农民对合作经验的一般看法。随后，研究者通过两个问题块来收集数据：第一个问题块涉及农民对协作型AECMs的一般态度和参与意愿，第二个问题块则聚焦于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能够在一般性层面探讨农民的动机，同时也能针对已经证明在其他情境中重要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此外，研究还收集了农民的基本农场和人口统计数据，以提供背景信息。

在数据处理方面，研究采用了定性内容分析方法。首先，研究者从访谈问题中提取了初始的编码，例如从“财务和经济因素”中提取了“经济”这一主要代码。然后，研究者将这些代码应用于从第一和第二问题块中收集的访谈数据。接下来，研究者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基于农民的陈述开发了新的代码，以补充和扩展初始的编码。这些新的代码包括“好奇心”等。通过将这两种编码方式结合，研究者生成了一个迭代的、层次化的编码方案。为了确保编码的客观性，不同合作者对编码方案进行了多次审查，并最终将其应用于所有访谈记录。随后，研究者通过统计编码的频率和强度，评估了各个因素的重要性。

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在参与协作型AECMs时，最关注的是环境和行政操作方面的因素。在第一问题块中，环境因素被提及的频率最高，其次是行政操作因素。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而资源、自我和外部认知以及好奇心则被提及的频率最低。此外，研究还发现，某些协作型AECMs的特定特征对农民的参与决策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农民认为协作型AECMs能够通过景观层面的实施提高环境效果，同时也能促进农民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合作。然而，农民也表达了对与其他农民和利益相关者可能产生的冲突的担忧，以及对协作意愿和长期持续性的疑虑。

在环境方面，农民普遍认为保护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他们愿意为保护昆虫、鸟类、哺乳动物、水资源、土壤和气候做出努力。一些农民表示，他们感到对自然有责任感，而另一些则认为农业实践并不一定对环境有害。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仍然认可协作型AECMs在提高环境效果方面的潜力。此外，农民还提到，协作型AECMs可以通过空间规划和集体决策来实现更有效的生态管理。

在经济方面，农民普遍认为充足的经济补偿是参与协作型AECMs的关键。他们强调，农场是经济实体，必须提供收入。因此，如果经济补偿不足，农民参与的可能性较低。然而，一些农民表示，非经济因素，如保护自然的意愿，可以部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此外，农民还提到，协作型AECMs可能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如通过减少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来降低生产成本，或者通过增加授粉昆虫的数量来提高作物产量。不过，一些农民也表达了对协作型AECMs的担忧，认为其可能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和管理上的复杂性。

在资源方面，农民提到参与AECMs可以减轻工作负担，并提高农场管理的灵活性。然而，实际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如土地选择和土地所有者的同意问题。土地所有者的不同意见可能会阻碍协作型AECMs的实施，但一些土地所有者（如教会或公共机构）则支持这些措施。此外，农民还提到，参与协作型AECMs可能减少对额外设备的需求，但大型农业机械的普及也可能对小规模协作型AECMs的实施造成限制。

在自我和外部认知方面，农民普遍认为参与AECMs有助于改善农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并增加社会接受度。一些农民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农场能够被公众认可，从而改变农业的负面形象。此外，农民还提到，他们希望与其他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被视作“好农民”。然而，一些农民也担心，如果其他农民不支持协作型AECMs，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参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农民还提到，他们的自我认知可能受到农业实践和自然保护之间关系的影响，一些农民认为农业与自然保护是相辅相成的，而另一些则认为农业的主要目标是生产食物。

在好奇心方面，虽然该因素的重要性较低，但农民普遍认为监测和科学分析是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重要因素。他们希望了解AECMs的实际效果，并通过数据和监测来验证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一些农民表示，缺乏关于农业景观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数据，或者现有数据不适用于他们的农场和区域，是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因素之一。因此，研究者建议，应加强农民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并建立长期的监测机制，以提供更具体和可信的数据。

本研究还探讨了协作型AECMs的特定特征如何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例如，协作型AECMs可以通过减少行政负担和提供专家支持来提高农民的参与意愿。此外，农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促进协作的持续性，并为改进措施设计提供机会。然而，一些农民也担心，协作型AECMs可能带来的社会摩擦和对长期可持续性的疑虑。

总体而言，农民对协作型AECMs的参与决策表现出一种平衡和务实的态度。他们既认识到这些措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也关注其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协作型AECMs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措施来解决农民的疑虑。例如，提供更灵活的政策设计、增加非金钱性支持、加强农民之间的沟通以及提供科学数据和监测结果，都是提高农民参与意愿的重要策略。此外，研究还建议，应考虑农民在合作方面的经验水平，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措施的设计，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协作型AECMs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应优先考虑农民对环境和行政方面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措施。其次，应确保经济补偿的合理性和灵活性，以满足不同农民的需求。此外，应加强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以促进知识共享和社区精神的建立。最后，应重视农民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提供更具体和可信的科学数据，帮助农民更好地理解AECMs的实际效果。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访谈仅在协作型AECMs实施初期进行，因此农民的参与决策可能受到其对传统AECMs经验的影响。此外，研究仅限于德国北部的一个特定地区，因此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农民对协作型AECMs的参与意愿，以及不同政策设计对农民决策的影响。同时，研究还可以关注协作型AECMs的长期效果，以及如何通过持续的监测和反馈机制来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总之，本研究为设计有效的协作型AECMs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强调了农民在参与决策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综合考虑环境、经济、社会和行政因素，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并促进协作型AECMs的实施。此外，研究还指出，农民对协作型AECMs的参与意愿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需要持续的沟通和合作，以确保这些措施的长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