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区能否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证据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Ca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ilot demonstration areas improve urba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生态文明示范区政策效应与机制分析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UGTFP）的提升，对于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跨时期的双重差分模型（DID），并借助准自然实验的方式，研究了中国261个地级市在2007至2020年间的生态文明确保区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文明确保区的建设确实有助于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在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中大型城市中表现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强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二是促进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球范围内绿色城市政策的评估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种增长也伴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等问题。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和国际能源署（IEA）的相关数据，2023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71.64艾焦耳，远超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等主要能源消费国的总和。此外，中国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突破了126亿吨，其增长幅度为全球最高。在此背景下，推动绿色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提升人类福祉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

中国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生态治理政策框架方面持续努力，旨在加强环境保护和加快生态改革的进程。这一努力的目标是实现生态管理范式的转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2013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指标（试行）》，系统界定了试点区域的建设标准和绩效指标。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00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以鼓励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此后，国家发改委与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建设规划（试行）》，在2014和2015年将102个区域纳入试点名单。这些区域的设立，旨在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及相关配套措施，引导试点区域探索环保型发展路径，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参考。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ECPDA）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但目前尚无统一的结论。一些学者聚焦于该政策对特定区域或省份的影响，但缺乏对政策普遍性作用的系统分析。2022年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种融合“减污、扩绿、增效”的战略框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内生驱动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一个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还能够评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协调关系。其核心在于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生产力指标的局限，后者主要关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将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生态退化等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评估依据。

本文的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提出三个核心问题：一是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建设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其作用路径和机制是什么？三是这种提升是否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异质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中国26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7至2020年。通过构建一个跨时期的双重差分模型，本文不仅探讨了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分析了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效应，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文综合了三个重要理论支柱。第一，波特假说（Porter and Linde, 1995）指出，ECPDA的制度性压力可以促使企业进行创新补偿，即将环境约束转化为生产力的提升，通过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实现这一目标。第二，基于注意力的观点（Ocasio, 1997）解释了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如何将注意力转向生态现代化，从而推动政策效果的实现。第三，本文将这些理论整合到一个中国的制度转型框架中，认为政策信号与地方市场反应的互动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机制，并通过双重渠道设计进行实证检验。这一框架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视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试验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突破了传统单一政策效果评估的局限，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观察点，构建了一个“政策-效率”的双重分析模型，为探讨环境规制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深入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如何通过两个主要路径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提升，二是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一分析为地方政府制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持。第三，在实践意义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异质性-政策响应”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在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中均能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实现。这一发现为制定城市特定的绿色转型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在于首次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综合指标，揭示了政策的双重传导渠道，并识别了城市资源禀赋和规模参数对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影响，弥补了政策转移研究中对这些维度的忽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详细描述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探讨政策实施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第六部分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理论框架和假设构建方面，本文认为，作为一项政策创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引导中国各地区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ECPDA的建设在消除环境政策实施障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试点区域的设立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增加对环保支出的投入，从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通常会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有助于提升环保管理效率，并使环保工作在政府体系中获得更高优先级。此外，这些措施还激励企业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并投资绿色技术，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不仅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还能促进技术创新，特别是在环保型生产方法方面。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市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吸引了高技术人才和企业入驻，推动了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试点区域对绿色技术和环境创新的重视，能够吸引从事前沿研究的专业人才，促进技术突破和绿色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区域提供的财政和税收优惠，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技术产业通常采用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有助于降低资源消耗和排放，从而促进可持续城市建设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可能通过增强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提出了假设一：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到城市资源禀赋和规模的异质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不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资源型城市通常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为了获取短期经济利益，一些城市可能陷入过度采伐和过度开采的困境，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和“资源诅咒”现象，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这些城市往往在技术创新方面相对滞后，限制了其绿色生产能力。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可能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从城市规模来看，小型城市由于自然资源和土地相对有限，可能难以开展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如绿色能源项目和生态公园等，这可能限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此外，小型城市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可能导致绿色产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因此，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小型城市中可能更为困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假设二：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大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在研究设计部分，本文采用了广义双重差分（Generalized DID）方法，用于评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方法通过比较试点区域（处理组）和非试点区域（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有效排除了宏观经济波动和城市固有特征等混杂因素的干扰。本文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一个是城市虚拟变量（Treat），如果该城市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则其值为1，否则为0；另一个是时间虚拟变量（Post），用于区分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处理与时间的交互项（DID）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净影响。考虑到不同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设立时间上的差异，本文基于Beck et al. (2010)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该模型通过设置时间滞后变量，能够更准确地捕捉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过程。

本文的研究样本涵盖261个地级城市，其中47个城市被选为实验组，其余214个城市为对照组。样本的选择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分布，从而避免了样本选择偏差。此外，由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涉及不同行政层级，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了确保研究样本的对比性，本文排除了直辖市和县级市的样本，仅保留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最后，由于拉萨市存在严重数据缺失问题，本文也排除了该城市。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首先进行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模型1中，DID的回归系数为0.00936，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确实推动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能的原因包括：试点区域的设立增强了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吸引了更多环保研究人才，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同时，试点区域推动了环保技术的突破，如可再生能源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从而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果与Chai et al. (2022)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模型2中，加入了城市规模（Scale）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然而，城市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000159，但不显著。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常意味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的高度集聚，这可能导致资源分配失衡和交通拥堵问题。拥堵效应会加剧相似产业的过度集中，形成产业同构现象，从而抑制企业间的良性竞争，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进而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模型3中，加入了人口密度（Density）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同时，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00468，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会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人口密度的提升通常意味着对化石燃料燃烧的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模型4中，加入了经济水平（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同时，经济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874，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水平的提升可能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经济增长初期更倾向于投资重工业，这些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污染锁定效应。这种现象类似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早期阶段，即经济增长初期，环境治理的投入相对滞后。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在经济发展中将资源投入于绿色技术研发，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

在模型5中，加入了公共预算支出（Fiscal）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从0.00905增加到0.00914，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同时，公共预算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0874，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支出可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有限，未能有效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因此，政府应更加重视将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投入到环保技术研发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模型6中，加入了城市化水平（Urbanization level）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同时，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468，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细颗粒物排放增加，导致环境污染加剧。此外，城市化的扩散可能导致产业分布的不均衡，降低经济集聚效应，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模型7中，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DID的回归系数为0.00879，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同时，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的回归系数为?0.0135，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发展初期，政府更倾向于支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而这些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污染锁定效应。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将金融资源投入到绿色技术研发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中，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通过多种方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趋势差异不显著，表明研究结果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其次，进行了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如果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3年或4年，DID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尾部剔除检验，结果显示即使排除极端样本，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最后，通过滞后变量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即使考虑政策效应的滞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仍然显著。

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中，本文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如何通过增强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首先，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增加，通常伴随着对环保工作的投入和政策支持的加强。这种投入和政策支持不仅有助于提升环保管理效率，还能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资源管理，控制污染，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政府对环境的关注往往伴随着对能源问题的重视，鼓励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能源的依赖，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通过促进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通常伴随着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如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优化生产流程，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城市生产活动的环境友好性，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高技术产业通常依赖于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

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其在长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形成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生态效率的特征，并长期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陷入资源环境、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多重困境。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有限。而对非资源型城市而言，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通过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促进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为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利益，激发其在绿色转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城市规模的影响，本文发现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为显著。这是因为大城市通常具有更强的综合发展能力，资源分配效率更高，更容易形成集聚效应。随着更多创新人才和资源的聚集，绿色科技创新水平得以提升，从而降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平均成本。中等规模城市同样受到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显著影响，政策的实施鼓励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中等规模城市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从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小型城市则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小型城市在设立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后，容易导致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聚，形成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和“拥挤效应”，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小型城市在设立试点区域后，可能更容易形成产业同构现象，从而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最后，在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本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作为一项外生事件，对中国261个地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均得到验证。此外，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不仅能够提高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还能够吸引大量高技术人才和企业入驻，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同城市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响应存在异质性，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大型城市更易从中受益。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强调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和社会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此外，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设立还推动了跨部门协作治理机制的创新，以及激励政策的制定，以鼓励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借鉴中国试点区域的经验，开展城市绿色转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不同城市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效果存在差异，政府应客观分析这种异质性，并不断优化政策和法规。在制定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城市规模等因素，以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通过增强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政府应加强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包括整治高污染行业、建设环保基础设施以及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这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和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与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相关领域。通过引入和应用这些新兴技术，可以提高城市产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国际经验表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域的模式，基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对于具有强大国家治理能力的经济体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全球其他地区的实践，如欧盟的“绿色城市协定”强调多方参与，新加坡的“可持续蓝图”以市场激励为主，这些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充和参考。因此，发展中国家应结合自身的治理背景，灵活运用这些模式，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生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