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主流新闻媒体对LGBT群体的表征：进步还是倒退？

这篇研究通过分析20世纪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对同性恋的监控档案（State Security Archives），揭示了制度性恐同（institutional homophobia）如何被用作政治工具，重点剖析了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性恋案件（1960年）和针对女性宗教团体的"使徒行动"（Operation Apostles），展现了性少数群体（LGBTQ+）如何成为政权瓦解宗教自治社群（autonomous religious communities）和操控政教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的战略靶点。

　　

档案中的权力技术：性少数群体作为政治工具

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秘密警察档案（State Security Archives）揭示了性少数群体如何被系统性地转化为政治控制工具。通过分析1960年代两个典型案例——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性恋审判和针对女性宗教团体的"使徒行动"（Operation Apostles），展现了制度性恐同（institutional homophobia）如何服务于政权瓦解宗教自治的目标。

监控档案的记忆场域

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将秘密警察档案视为事实记录，该研究采用福柯式（Foucauldian）视角，将其解读为"记忆场域"（memory sites）。这些档案不仅记录社会控制过程，其本身即是权力技术（power technology）的体现——通过将个体强制归类为"同性恋者"等标签，国家实际上生产了越界身份。2003年《国家安全档案法》（Act III of 2003）对性取向数据的特殊限制（比种族、宗教数据更严格），反而印证了这种分类的政治敏感性。

神职人员的道德妥协

1960年对神父Emil Hajos的审判堪称政治剧场：

1. 选择性起诉：仅指控其与未成年人行为，隐瞒涉及其他神职人员的情节
2. 精心设计的旁听阵容：安排"政治训练同志"引导舆论
3. 媒体操控：指导《工人卫报》（Munkás?r）等媒体"正确表述"
   法庭判决书将个人行为上升为对整个天主教会的控诉，指责其包庇"法西斯战犯"腐蚀青年。原始档案显示，秘密警察通过播放审讯录音迫使Hajos指认同僚，旨在瓦解教会内部团结。

使徒行动：预防性镇压的范本

1966-1970年针对前多米尼加修女M.M.的女性宗教团体案例，展示了预防性镇压（preventive measures）的精细化操作：

1. 全方位监控：包括家庭窃听（代号3/e措施）和邮件检查（K-check）
2. 系统性污名化：向家长发送匿名信，捏造M.M."病态同性恋本能"
3. 经济胁迫：威胁通过用人单位改变成员生存条件
   操作手册明确要求将成员导向"宗教母亲"角色，反映卡达尔（Kádár）时代生物政治（biopolitics）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值得注意的是，档案管理员确认这些指控纯属构陷，印证了"无需真实同性恋者即可启动恐同机制"的论点。

制度性恐同的运作逻辑

《国家安全百科全书》（State Security Encyclopaedia, 1980）暴露了政权逻辑：

1. 将同性恋与独身（celibacy）并列为唯二的"道德妥协基础"
2. 承认其"政治利用价值下降"，但保留操作空间
3. 定义预防（prevention）为"阻止犯罪活动的复合行动"
   这种机制依赖社会固有的"性消极"（sex negativity）文化，通过污名关联（stigma by association）同时压制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档案显示，1960年代后策略从公开镇压转向更隐蔽的"隔离"（isolation）和"瓦解"（disruption），如使徒行动最终通过社会性谋杀（social death）达成目标。

档案不对称性与历史回响

研究揭示了档案的悖论性价值：作为镇压工具产生的记录，反而保存了政权试图抹除的生活痕迹。但"档案不对称性"（archival asymmetry）始终存在——我们只见监控者的叙事，而被监控者的声音大多湮灭。这种沉默延续至今：后续研究者（Mezey, 2013）接触过M.M.却对污名 campaign 只字未提，显示制度性恐同造成的认知裂缝远超政权周期。

该研究为理解威权体制下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提供了关键案例，揭示出国家如何通过操控既存社会偏见（如宗教恐同）实现精密控制。这些发现对当代性别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当分析压制性档案时，需同时关注其记录内容和生产机制本身携带的权力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