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困境中的损失规避效应：跨七项实验揭示人类合作行为的核心驱动力

本研究通过系统操纵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猎鹿博弈(Stag Hunt)和懦夫博弈(Chicken)中收益/损失的组合方式，在7项实验(N=1,653)中发现人类在社交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损失规避(loss avoidance)而非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当合作能避免损失时参与者更倾向合作，而当背叛能避免损失时则倾向背叛，这种效应不受游戏类型影响。研究为解决"损失框架如何影响社会困境决策"这一经典问题提供了统一解释，为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决策科学领域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人类社会中充满需要权衡自身与他人利益的决策情境，从商业谈判到环境保护，这些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的结果可能带来收益或损失。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高于等量收益，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然而在社交情境中，决策还涉及公平、互惠等复杂因素，损失框架如何影响合作行为始终存在争议——有些研究发现损失厌恶促进合作，有些则显示相反结果，更有研究质疑损失厌恶本身是否真实存在。

德国汉堡大学医学中心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Neuroscienc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的Benjamin J. Kuper-Smith和Christoph W. Korn团队在《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发表的研究，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解开了这个谜团。研究人员设计五类收益矩阵（全增益、部分损失、混合得失等），在囚徒困境、猎鹿博弈和懦夫博弈三种经典社会困境中，分别进行300轮迭代实验（N=114）和单次决策实验（N=1,539）。结果发现决策者会竭力避免任何损失（loss avoidance），而非传统认为的"对损失过度反应"（loss aversion）。这种"避损优先"原则能统一解释既往矛盾发现：当合作可避免损失时人们更合作，当背叛可避免损失时则更背叛，哪怕会导致对方承受损失。

研究采用的关键方法包括：1）设计五类收益矩阵系统操纵得失框架；2）迭代实验采用真实金钱激励，单次实验采用大规模在线样本；3）通过计算建模区分loss avoidance（损失截距）和loss aversion（损失斜率）；4）在三种博弈中验证效应普适性；5）控制社会价值取向(Social-Value Orientation)等混淆因素。

主要发现

弱证据来自迭代囚徒困境
三项实验室迭代实验显示，当收益矩阵包含特定损失组合（类别2和4）时，合作率显著低于全增益或全损失条件（47.2% vs 50.3%），支持loss avoidance假设。但loss aversion的预测未获一致支持，混合效应模型证实交互历史（79%采用"以牙还牙"策略）是更强预测因子。

单次决策中的强证据
四项在线实验明确显示：在避免损失可能的情况下（类别2和4），囚徒困境合作率（38.7%）显著低于其他条件（63.5%）。猎鹿博弈中99%参与者在"仅最高收益为正"条件下合作，而相同参与者在囚徒困境相同条件下仅25%合作，证明游戏结构调节loss avoidance的表达方向。

跨游戏一致性验证
在猎鹿博弈（R>T>P>S）和懦夫博弈（T>R>S>P）中，loss avoidance效应依然稳定存在但表现相反：猎鹿博弈中人们通过增加合作避损，而懦夫博弈中通过减少合作避损。这种情境依赖性证明效应并非特定游戏的人工产物。

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认知：1）揭示loss avoidance（避损优先）而非loss aversion（损失厌恶）才是社会决策的核心机制；2）证明该效应具有"领域普遍性"，适用于多种社会困境；3）为解释既往矛盾结果提供新视角——当实验设计未能区分两类效应时，可能得出相反结论。这些发现对行为经济学模型构建、组织管理策略设计（如激励机制优化）以及临床干预（如社交障碍治疗）都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loss avoidance的神经机制及其与道德决策、环境行为等领域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