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性别主义预测以色列公众在加沙人质危机中的性别优先倾向

这项研究探讨了在生死攸关的危机决策中，公众对性别优先释放人质的态度如何受到矛盾性别主义(Ambivalent Sexism)的影响。研究人员以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组织绑架以色列人质事件为案例，通过对1171名犹太裔以色列人的代表性样本调查发现，敌意性别主义(Hostile Sexism)预测反对优先释放女性人质，而善意性别主义(Benevolent Sexism)则支持优先释放女性(尤其是母亲)。研究揭示了性别偏见如何在高风险决策中持续存在，为理解危机情境下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新视角。

　　

在战争和灾难中，"妇女儿童优先"的救援准则长期主导着危机应对策略，从泰坦尼克号沉没到现代军事冲突莫不如此。然而这种看似保护性的规范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伦理争议：是基于真实需求，还是根植于生死关头显现的性别偏见？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加沙人质危机为此提供了独特的研究窗口，哈马斯恐怖组织绑架的251名人质中，女性被系统性地优先释放，而男性则持续被扣押。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以色列社会对性别优先伦理的激烈辩论。

来自Reichman University（以色列）巴鲁克·伊夫切尔心理学院的研究团队抓住这一实时危机情境，探索了公众对性别优先救援的态度如何受到矛盾性别主义理论(Ambivalent Sexism Theory)所描述的两种性别观念影响。这项发表在《Communications Psychology》的研究揭示：持有敌意性别主义(Hostile Sexism, HS)观点的个体更可能反对优先释放女性人质，而持善意性别主义(Benevolent Sexism, BS)者则强烈支持这种优先——特别是对母亲的优先。这种分歧反映了深植于社会心理中的性别偏见如何塑造生死攸关的道德判断。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Panel4All在线平台招募1171名具有人口统计学代表性的犹太裔以色列成年人。关键测量工具包括12项简版矛盾性别主义量表(ASI)，评估敌意性别主义(如"女性通过控制男性获取权力")和善意性别主义(含保护性家长制、互补性别差异和异性亲密三个维度)；以及专门设计的人质优先态度量表，评估对2023年11月人质释放协议中性别优先政策的支持程度。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和贝叶斯因子检验等统计方法，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广泛意识形态因素后，检验性别主义态度对救援优先观的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丰富发现：

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敌意性别主义(M=3.55)和善意性别主义(M=4.26)均处于中等水平，男性在两种性别主义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76.69%受访者总体上支持女性人质优先释放。

性别主义的对立预测作用
分层回归显示，善意性别主义强烈预测支持女性优先(β=0.39)，而敌意性别主义预测反对态度(β=-0.17)，两者贡献了11%的额外解释方差。年龄增长与支持女性优先正相关，而有亲属受战争伤害者倾向减弱这种支持。

性别差异的调节效应
男性中善意性别主义与支持女性优先的关联(B=0.62)强于女性(B=0.42)，表明男性更可能将保护女性视为己任。

超越广泛意识形态的独特预测
即使控制社会支配倾向(SDO)、性别本质主义等变量后，两种性别主义仍是最强预测因子，说明其对救援态度的影响具有特异性。

母亲理想化的机制
善意性别主义对"母亲优先父亲"态度(β=0.39)的预测强于"女性优先男性"总体态度(β=0.34)，证实了母亲角色在激发保护性偏见中的核心作用。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这项实时危机研究首次将矛盾性别主义理论拓展至高风险道德决策领域。善意性别主义虽然赋予女性保护性优势，却同时强化了其脆弱性定位并合理化男性的牺牲；而敌意性别主义则直接削弱对女性生命的重视。这种双重机制解释了为何真正的性别平等难以实现——即使在生死抉择中，社会仍难以摆脱"脆弱女性/牺牲男性"的传统脚本。

该研究对危机管理和政策制定具有多重启示：首先，人质谈判中看似中立的优先决策可能隐含着需要警惕的性别偏见；其次，男性人质获释后可能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却得到较少关注；最后，随着性别规范演变，传统的保护性优先准则正面临挑战。研究同时呼吁关注巴勒斯坦社会中并存的性别动态，如荣誉文化对男性暴力参与的驱动作用。

这项创新研究通过独特的社会实验情境，为理解极端环境下性别偏见的持久性提供了实证基础。其方法论严谨性体现在代表性样本、标准化测量工具和多重验证分析中，而实时追踪冲突事件的设计更增强了生态效度。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态度变迁，并深入探索创伤暴露等调节变量，为构建更平等的危机响应框架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