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生命意义感剖面特征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横断面发育研究

为解决中国青少年不同发育阶段生命意义感(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PMIL)与意义追寻(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SMIL)的交互作用机制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团队通过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在41,182名中小学生中发现高存在-低追寻(HPLS)、高存在-高追寻(HPHS)等5种剖面类型，揭示LPHS组心理健康最差且随学段升高呈现HPLS向LPHS转化的趋势，为发展敏感期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在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生命意义感(MIL)作为积极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交叉概念，其双重维度——生命意义存在感(PMIL)与意义追寻(SML)的复杂关系引发学界持续关注。虽然西方研究已证实PMIL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但关于SML是"成长催化剂"还是"心理风险源"的争议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强调"终身成长"的东方文化背景下，这种争议更显突出。更关键的是，现有研究多聚焦成人群体，对正处于身份建构关键期的青少年缺乏发育视角的系统考察，这极大限制了针对性干预策略的制定。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团队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发表的研究，首次采用横断面发育设计，对广州市41,182名四年级至高三学生进行大规模调查。通过潜在剖面分析(LPA)技术识别出高存在-低追寻(HPLS)、高存在-高追寻(HPHS)、平衡型、低存在-高追寻(LPHS)和低存在-低追寻(LPLS)五种生命意义感剖面，并考察其在不同教育阶段（小学高段、初中、高中）的分布演变及心理健康影响差异。

研究主要采用心理量表测评（含PMIL和SMIL量表）、潜在剖面分析(LPA)和多组比较分析。样本来自广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通过学校协调获取家长知情同意，最终有效问卷覆盖79.23%的在校生群体。统计建模采用Mplus 8.3软件，通过AIC、BIC等指标确定最佳剖面数量，并检验不同学段剖面分布的显著性差异。

【主要发现】

1. 剖面类型与心理健康关联：
   LPHS组（低存在-高追寻）在所有学段均表现最差的心理健康指标，而HPLS组（高存在-低追寻）始终最优。值得注意的是，高中阶段LPLS组（低存在-低追寻）的心理痛苦程度甚至超过LPHS组，这与初中生模式相反，提示意义追寻的"发育窗口期"效应。

2. 发育阶段的调节作用：
   随教育阶段升高，HPLS组比例从小学34.2%降至高中18.7%，LPHS组则从21.1%升至29.4%。高中阶段HPHS组（高存在-高追寻）表现出独特的"成就者"特征，其心理适应优于平衡型组，体现儒家文化对持续成长的价值认同。

3. 文化特异性发现：
   与西方研究不同，中国青少年HPHS组未出现预期中的心理代价，反而在高中阶段展现优势，印证东方文化将意义追寻视为"修身"过程的特性。LPHS组的心理风险随年龄增强现象，则突显青春期后期意义建构失败的特殊脆弱性。

【结论与启示】
该研究首次绘制了中国青少年生命意义感剖面的发育图谱，揭示PMIL与SML的动态交互受发育阶段和文化价值观双重调节。三个关键发现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其一，初中至高中阶段出现的"HPLS向LPHS"转化趋势，提示早期生命教育介入的必要性；其二，高中阶段LPLS组心理指标的急剧恶化，表明青春期后期是意义感干预的"最后关键期"；其三，HPHS组在中国文化下的适应性优势，为开发融合传统修身理念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研究建议教育系统在三个层面作出改进：课程层面应将生命教育前置至小学高年级，采用叙事疗法帮助构建人生故事连贯性；咨询层面需针对LPHS青少年开发专门的"意义中心疗法"；政策层面建议将MIL评估纳入学生心理健康常规筛查。这些发现不仅为发展心理学补充了非西方文化证据，更通过识别发育敏感期，为实施精准化心理健康促进策略奠定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