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治理体验与居民福祉：社区参与的中介作用及现实-期望差距的调节效应

为解决智慧社区治理如何影响居民福祉的问题，研究人员整合良好治理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期望-确认理论，对中国20个省份2712名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智慧治理体验通过社区参与(中介效应52.96%)和直接路径(β=0.608)提升福祉，现实-期望差距(β=0.312)显著调节该关系。研究为优化数字城市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全球智慧城市投资已超万亿美元，但技术如何真正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研究存在三大痛点：技术治理与社会过程的交互机制不明、社区参与仅被视为结果而非传导路径、忽视期望差距对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这些理论碎片化导致智慧社区建设常陷入"重技术轻人文"的困境，亟需整合性框架破解治理效能密码。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在《Acta Psychologica》发表突破性研究，通过整合良好治理理论(Good Governance Theory)、社区参与理论(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ory)和期望-确认理论(Expectation-Disconfirmation Theory)，构建了"技术-社会-心理"三维分析模型。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对中国20个省份40个智慧社区的2712名居民进行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Bootstrap法验证理论假设。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多维度量表开发（含治理体验、参与类型和福祉感知等构念）；2) 分层抽样控制城乡差异；3) PROCESS宏程序分析中介调节效应；4) 哈曼单因素检验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样本覆盖高(40%)、中(35%)、低(25%)发展水平社区，确保生态效度。

研究结果呈现四大发现：

1. 直接效应验证
   数据分析显示，智慧治理体验对福祉感知存在显著直接效应(β=0.608, p<0.001)，解释45.1%方差。其中服务便利性(4指标)、感知安全性(3指标)和满意度(3指标)构成关键驱动维度，证实技术赋能可实质性提升生活质量。

2. 参与的中介机制
   社区参与中介52.96%总效应，呈现层级差异：决策性参与(β=0.487)＞咨询性(β=0.398)＞信息性(β=0.312)。这印证了自我决定理论(SDT)的预测——自主权(autonomy)满足是激发内在动机的核心。

3. 期望差距的调节悖论
   现实-期望差距呈现双重作用：虽增强治理-福祉直接关系(β=0.312)，却弱化参与-福祉联系(β=-0.157)。这种"满足天花板效应"揭示：当现实超预期时，居民可能因满意而产生参与惰性。

4. 城乡差异的边界条件
   农村样本仅占4.09%（远低于全国36%农村人口比例），暗示研究结论更适用于城镇化场景。敏感性分析证实，排除农村数据后核心效应仍稳健。

讨论部分指出三大理论突破：首先，将技术接受模型(TAM)与社会资本理论整合，提出"数字社会资本"新概念；其次，发现期望差距的非对称调节效应，完善了公共服务的动态评价框架；最后，证实智慧治理需要"技术基建+参与设计+期望管理"三位一体，这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实践层面，研究建议采用"渐进式承诺"策略：初期控制宣传调门，通过小规模试点积累正向确认；中期建立参与阶梯，引导居民从信息获取迈向共同决策；后期注重"服务-参与"耦合设计，如在智能报修系统中嵌入邻里互评功能。这些发现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量化揭示了数字治理的心理传导机制，但存在两处局限：横断设计难以捕捉长期效应，农村样本不足影响生态效度。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设计，并开发"数字包容指数"评估技术弱势群体的获得感。这些探索将助力实现"科技向善"的治理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