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因素对心脏代谢疾病进展的多阶段影响：一项基于10万人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本研究针对心脏代谢疾病(CMD)进展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中国新郑10万+中老年人群健康数据，首次采用多状态模型系统评估吸烟、饮酒等5种生活方式因素(LFs)在健康→首发CMD→心脏代谢共病(CMM)→死亡全病程中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高危LFs数量每增加1个，健康→首发CMD风险升高44%(HR=1.44)，而CMD→CMM风险增幅降至14%(HR=1.14)，但CMM患者死亡风险显著提升25%(HR=1.25)。该研究为CMD全程管理中的精准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了循证依据，发表于《Public Health》。

　　

在全球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心脏代谢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即同时患有两种及以上心脏代谢疾病(如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状况，正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现有研究表明，这类患者不仅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其死亡风险更是单病患者的2-3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虽然生活方式因素(Lifestyle Factors, LFs)与单一心脏代谢疾病的关联已被广泛证实，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疾病从首发到共病、最终至死亡的全病程进展，至今缺乏系统研究。这种认知空白导致临床实践中难以实施针对不同疾病阶段的精准生活方式干预。

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郑州大学电子健康管理中心的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创新性地采用多状态模型(Multi-state Model)，对10万余名中国中老年人进行了长达4年的追踪，首次揭示了吸烟、饮酒、饮食习惯、体力活动和体型这五大LFs在CMD进展全程中的差异化作用。这项重要成果近期发表在权威期刊《Public Health》上。

研究团队依托中国新郑电子健康管理中心的年度体检数据库，筛选出100,231名基线无2型糖尿病(T2DM)、缺血性心脏病(IHD)和脑卒中的≥40岁居民构成研究队列。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CD-11)确定疾病终点，采用多状态模型分析LFs对健康→首发CMD→CMM→死亡三阶段转化的影响，并首次比较了不同LFs对T2DM、IHD和脑卒中这三种CMD亚型的特异性作用。

主要发现
健康→首发CMD阶段
平均随访4.19年间，47,272人发展为至少一种CMD，相当于每万人年发病1,266例。最惊人的是，每增加一个高危LF（如吸烟+酗酒组合），发病风险阶梯式上升44%(HR=1.44, 95%CI 1.43-1.46)，证实LFs是该阶段最强可干预因素。

首发CMD→CMM阶段
在已患单种CMD的群体中，10,734人进展为CMM（发病率611.4/万人年）。此时LFs的影响虽有所减弱(HR=1.14)，但特定因素仍显示显著作用：肥胖对T2DM→CMM的促进强度是IHD的1.8倍，提示疾病转化存在分子机制差异。

死亡风险阶段
1,344例CMM患者死亡（死亡率344.2/万人年），其风险曲线呈现"加速上升"特征：CMM患者的LF相关死亡风险(HR=1.25)显著高于单纯CMD患者(HR=1.12)，证实共病状态会放大LFs的致死效应。

机制探索
当将首发CMD细分为T2DM、IHD和脑卒中时，发现即使在同一进展阶段，不同LFs对各亚型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吸烟对IHD→CMM的促进效应是T2DM的2.3倍，而高盐饮食则特异性增加脑卒中患者的死亡风险。这种"疾病-LF"特异性图谱为个性化干预提供了分子靶点。

这项研究首次绘制出LFs影响CMD全病程进展的定量图谱，其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临床层面，证实了在CMD不同阶段应采取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干预策略；科研层面，建立的10万人级中国人群队列为亚洲CMM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公共卫生层面，研究结果可直接转化为分级预防政策——如在健康阶段重点控制吸烟/肥胖，而在CMM阶段则需加强综合管理。郑州大学团队开创的多状态分析框架，为慢性病全程管理研究树立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