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感知邻近性对幸福感的双重路径：威胁评估与气候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这篇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了斯洛伐克代表性样本(N=1000)中气候变化感知邻近性通过威胁评估和气候情绪(忧虑/焦虑/悲伤)链式中介影响幸福感的机制。研究发现，感知邻近性解释30%的威胁评估变异，后者通过气候情绪间接降低幸福感(R2=12%)，但威胁评估本身却与幸福感呈正相关，暗示气候情绪调控在心理健康干预中的关键作用。

　　

心理健康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幸福感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整体心理状态，而幸福感则超越单纯的精神疾病缺失(Huppert, 2009)。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该研究采用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测量框架，将幸福感操作化为生活满意度与抑郁症状(PHQ-9)的组合。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具有创伤性事件的三大特征：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和危害性(White, 2015)，这解释了为何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等情绪被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TR的创伤相关障碍研究范畴。

气候情绪的涌现与双重面孔
气候情绪(Climate Emotions)包含忧虑(Worry)、焦虑(Anxiety)和生态悲伤(Eco-grief)等(Pihkala, 2022)。研究特别关注这些情绪的"双刃剑"特性：菲律宾青年经历气候灾害后更积极参与缓解行动(Simon et al., 2022)，但持续情绪困扰也可能导致心理麻木(Bhatia et al., 2021)。量表验证显示气候情绪三因子结构具有良好信度(α=.81)，其中生态悲伤条目与自然破坏的关联强度最高。

心理距离悖论与威胁评估
传统认知认为气候变化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减弱个人参与度(Spence et al., 2012)，但本研究发现了颠覆性现象：威胁评估(Threat Appraisal)对幸福感存在双向作用。直接路径中，高威胁评估反而提升幸福感(β=-.22)，可能源于技术乐观主义(Techo-optimism)的缓冲作用(Gardezi & Arbuckle, 2020)；而通过气候情绪的中介路径则显示负面效应(β=.11)，印证了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理论中"痛苦与成长并存"的经典假设(Tedeschi & Calhoun, 2004)。

模型启示与干预路径
结构方程模型(SEM)显示，感知邻近性通过双重路径影响幸福感：一方面直接增强威胁评估(R²=30%)，另一方面通过气候情绪间接降低幸福感。这种"认知-情绪"的链式反应提示：气候传播应避免单纯强调威胁邻近性，而需配套情绪调节策略。研究特别指出，基于意义聚焦应对(Meaning-focused Coping)的干预(Ojala, 2012a)可能打破威胁评估与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例如幸福感基线水平可能反向影响气候情绪敏感性。PHQ-9量表虽能捕捉抑郁症状，但未能涵盖幸福感的意义维度(Eudaimonia)。作者建议未来研究应整合社会建构视角，探索集体叙事如何重塑个体对气候威胁的认知-情绪反应。

这项研究为理解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复杂影响提供了新视角：气候情绪既是环境参与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心理负担的放大器。研究结果呼吁建立"情绪智能型"气候政策框架，在激发环保行动的同时守护公众心理健康。